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9日至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促进两国之间相互投资、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良性发展无疑是此番对话的一大亮点。中国证券报认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经济增长模式的“拐点”，应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互惠、开放的投资和贸易环境，以促进两国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经济平衡等式遭到挑战。当下，中美两国都面临艰巨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
对美国而言，过度依赖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贸易失衡局面难以为继。“去工业化”和虚拟经济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国内基础设施陈旧、医保及教育等问题导致经营成本提高等因素，日渐侵蚀着美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基础。
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需、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外汇积累过多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胀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此，美国提出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解决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相结合，以绿色技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创造就业的根本。中国在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着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下大决心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这一同样面对经济增长模式“拐点”的背景之下，双方推动贸易和投资合作备受瞩目。中美设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来，在部分经贸领域的合作取得良好进展。
双方合作推进最快的一个领域当属新能源。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鼓励新兴产业发展成为重要内容。刚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美国急需从新兴产业发展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新能源产业合作迎来良好发展契机。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洁净煤和碳捕捉及封存、智能电网、建筑能效、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合作，成为中美经贸合作尤其是经济技术合作与企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两年来，中美双方已签订不少大单。
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障碍较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等因素，仍制约中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一是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遭遇诸多限制。今年以来，最典型的事件便是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投资计划多次受挫。例如，2008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出于安全考虑”的理由，阻止华为和贝恩资本对3com的联合收购；2010年，华为对摩托罗拉无线网络部门、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的收购也被迫中止等。
华为在美投资屡遭阻挠只是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一个缩影。目前，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向美国政府申请在美投资、并购项目。中国企业加大对美投资，有助于美国解决国内失业率高居不下的问题。美方应加快审批程序，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为两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期待中美之间的对话能促使美方将关于欢迎中国企业投资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对华出口限制。美国出口优势在高科技产品。美国一方面限制高科技出口，一方面又希望获得贸易顺差。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但长期以来，美国实行对华出口管制，导致高新科技对华出口由2001年占中国整体有关产品进口的18.3%跌至近年的7%，与此同时，欧、日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逐年增加。美方取消对华出口管制，有利于美国发挥自身技术和产品竞争优势，扩大出口、增进就业和促进复苏，有利于扩大和深化中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交流和合作。美国应尽快提出逐步消除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整体上取消不合时宜的对华出口管制，切实兑现承诺。
三是金融对等开放尚需推进。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美国公司希望在华能获得同中国金融机构一样的机会。目前在金融合作领域，中美之间已出现新的进展。比如，摩根士丹利与华鑫证券、摩根大通与第一创业证券分别组建合资公司的申请于1月7日获核准，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分别占这两家合资公司近1/3股份。近年来，中国陆续提高QFII额度并加快审批速度、允许QFII投资股指期货、允许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市等，显示中国金融开放力度在逐步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海外并购意愿不断增强。
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的拓展受到美国政策等方面的各项限制。例如中国商业银行在美获取零售业务牌照十分困难。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和监管标准已达国际水平，美国应进一步落实此前承诺，对在美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实施国民待遇，按国民待遇原则对中资银行的申请进行评估。同时，对中国证券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在美登记和开展业务实施国民待遇。
当今世界经济负重前行。更加公平、互惠、开放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对中美两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