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步伐已然迈开，中国稀土业会开启一段新的历史吗？
中国稀土史就像是一条令人痛心的“土殇”之路。
作为世界上稀土储量最丰富的国度，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对稀土资源开采、利用与保护的战略规划，企业间无序竞争的乱象久治不绝，乱采滥挖造成的生态恶果至今难除，过度出口导致国内储量急剧下降并失去了稀土在国际上的定价权。
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管理政策在实践中的效果始终难尽如人意：控制生产总量的努力不断失败，可持续开采、发展进展缓慢；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收效甚微；渴望并鼓励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愿景至今仍是希冀，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高端产品研发技术寥若晨星。
正是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痛定思痛，2005年之后，稀土管理政策密集出台，尤其是进入2011年以来，从《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到《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政府接连重拳出击，大力整顿稀土业乱象，力图根除顽疾。
在西北发现“万能之土”
1927年7月，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途经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阴山北麓、包头北约150公里处时，中国地质工作者丁道衡被一座黑色山峰吸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独自前往查看，首次发现了白云鄂博矿铁矿，在当时，他并不知道铁矿中还含有稀土，而且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稀土矿。
直到8年之后，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何作霖对丁道衡采回的白云鄂博矿石进行研究后，从中发现了稀土。
但是，由于战争原因和稀土研究的落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相关开发利用并未启动。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启稀土相关研究和实体建设。
1961年，8861稀土实验厂开工建设，建设项目包括：稀土精矿选矿车间，混合稀土氧化物，混合稀土金属，单一稀土氧化物，单一稀土金属提取分离车间以及相应的辅助设施工程，后来发展为包钢稀土冶炼厂。
1963年和1965年，时任副总理的聂荣臻指示有关部门先后两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包头矿综合利用和稀土应用工作会议”，研究白云鄂博矿山稀土、铌、钍、萤石等多种有价值矿藏的综合利用。
为研究白云鄂博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如何从包头矿中提取稀土稀有金属，1963年，包头冶金研究所(包头稀土研究院前身)正式成立，由冶金部直接领导。
但是，当时发达国家将稀土生产技术作为高度机密对中国实施严格封锁，中国守着世界上宝贵的稀土矿却不知如何开发使用。对此，一个有关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被媒体广泛地引用，70年代初，日本曾经要求高价购买白云鄂博铁矿中的矿渣。此事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进行调查，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于日本的动机，科学界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拒绝了这笔看似合算的买卖，同时，指示相关部门对包钢矿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才明白，白云鄂博铁矿的矿渣中含有宝贵的稀土。
在这种被动落后的局面下，中国不得不加紧稀土分离和提纯技术的研发，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徐光宪等人接受了分离镨、钕的紧急任务，开始了中国稀土分离提纯技术领域的实验。
在巨大压力下，徐光宪课题组完成了任务。1976年，在稀土分离领域，徐光宪课题组创建了新的串级萃取理论，引起世界关注。
不久之后，“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色形式迅速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徐光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全国三大国营稀土厂(包头稀土三厂、上海跃龙化工厂、珠江冶炼厂)得到推广和普及。
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中国经济整体形势一样，中国稀土生产迎来了狂飙突进的十年，稀土生产技术的突破、国家政策支持以及人力、环境成本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稀土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第二年，中国稀土总产量就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从此成为世界第一稀土生产国和供应国，直到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