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两党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部分专家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债务风波依然长期存在，中国需立足自身的经济政策，通过主动降低投资增速减弱大宗商品上涨的“中国因素”。
降低通胀“中国因素”
中国社科院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表示，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只是一个债务的展期过程,与债务产生的机制没有关系。只要形成债务危机的原因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未来会不断增长，还会面临再度触及债务上限的问题。
还有观点认为，若最终成功提高债务上限虽可缓解债务违约问题,但之后美国势必进一步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贬值是直接结果,美债债主同样将承受货币贬值风险。未来美元将进一步贬值，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加剧国内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对此，刘煜辉表示，未来中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会否下降，除了取决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进一步拓展之外，也取决于美国以外经济体吸纳货币的能力。
刘煜辉表示，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美国宽松政策的空间。在开放的空间下考察，中国的投资增速如果下降，国内吸附的美国流动性将减少，实际上也对美国量化宽松的作用产生约束。
他表示：“输入型通胀压力是否进一步加大，取决于中国自身的选择。如果投资能够减速，经济实现软着陆，国际大宗商品上涨的中国因素也会消失。”
加快外储战略性运用
6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接近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投资始终面临如何避开“美债炸弹”这一难题。
刘煜辉表示，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投资的选择空间不大。“在外汇资产配置方面，不是中国可以自主选择的”。
他表示，就流动性、市场深度、广度而言，只有美国国债能够吸纳中国的外汇储备。外储投资除了要考虑货币贬值风险外，流动性风险也需要考虑。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下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日前撰文指出，从长期看，建立海外投资委员会，加快外汇的战略性运用，是中国金融决策当务之急。中国应尽快成立海外投资委员会，瞄准2020年或2030年中国崛起所缺的各种物资资源，组织金融机构、企业甚至民间个人力量，加快战略性物资的运用，减少纯金融资产运用比例;允许和鼓励企业等用人民币购汇，可减少市场上的货币存量，减轻国内通胀的压力;同时，中国仍应继续加强资本管制，管住热钱。尽快推出预征税等“托宾税”，对“热钱”形成威慑。
任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