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指出，今年我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这说明物价上涨还不仅是一个金融学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产品供给结构上出了问题。长期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经济增速，工业项目大干快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业，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流失非常严重，农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
“应该说，价格上涨带来的这种调整是积极的。这也提醒政府，今后要持之以恒地重视农业发展，把更多的生产要素配置给农村。”李义平说。农产品的种植(养殖)规模取决于上一期的价格，而当期一旦种植之后规模无法调整。在农田水利建设不完善、农业规模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受天气因素影响，产量会有较大的波动，这给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波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农民很难科学地确定合适的种植规模。
因此，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把水利建设搞好了，才能减少不确定性，也才能保证农产品正常供给。可以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有助于农业投入的和农产品供给的增长，有助于推动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平衡。
刘元春还指出，低端劳动力的收入快速增长，为增加居民消费奠定了基础。从长远来看，这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国内消费市场、促进贸易平衡都有积极意义。
资源能源价格上涨有助于遏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我国贸易结构已出现明显改善
今年上半年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郑新立认为，能源、资源价格上涨过快，主要是输入性通胀所致，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在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共同作用下，对经济结构调整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郑新立认为，这些价格的上涨一定程度遏制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出口，促进我国外贸的平衡，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逐步向内需拉动型转变。而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迫使企业转型升级，转向产业链上更高端的环节，并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冲击。
国家发改委报告指出，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已出现了将产业向国外转移的动向。有的出口企业开始将生产环节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而将总部和研发部门留在国内。海关总署的统计也表明，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上也出现了明显改善，一般贸易进出口形势明显好于加工贸易。
郑新立还指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也提醒我国必须建立防止其价格暴涨的“防火墙”。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利用好巨额外汇储备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海外一些能源资源企业参股、控股;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用好本国资源，在煤炭液化、气化技术已成熟的基础上，加大国内煤炭清洁利用力度。
“当然，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通过自主创新，使我国的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逐步向知识密集型转变。”郑新立说。
刘元春认为，今后我国还要在合适的时机，加快能源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只有能源、资源价格得到更真实的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才会更快。
本报记者 刘先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