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未来通胀的隐患

　　不谈需求一边的“钱潮涌动”，单看供给与成本一边，至少有两个大的“基础因子”，预埋了。

　　未来通胀的隐患

　　高物价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迄今反反复复，财经界的“拐点”论屡屡失算，人们禁不住要问，物价涨势何时休?反通胀政策何时了?

　　近期围绕此类问题的答案多半是二分的：有说物价涨势将逆转，拐点不日将至。亦有说高物价还将持续下去，治通胀任重道远。我以为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须基于准确的视点去寻找。具体说就是须将短期与中期时间维度分开。

　　短期来看，物价可抑，且有下行迹象。短期有多久?一两个季度内。至少有三大因素在促成通胀逆转：第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滞后效应。虽然松紧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治通胀效果较差，但由于不断抽紧的银根，依然抑制了相当一部分货币供应，因而对通胀依然具有抑制效应，只是这种效应大大滞后了。其次是行政压制与干预效应。将近一年以来，尤其是近几个月，从发改委等行政系统到各地方政府，都在关注与干预物价。经过几个月的行政干预，这方面的效应也开始显现。第三个是外在因素，这便是全球经济减速的输入式通胀减弱效应。笔者基于以往数据分析发现，如若欧、美、日三大工业化经济体同时减速，则油价、矿产资源的价格会跟着下跌。近期欧洲经济已呈零增长态势，日本经济负增长，美国经济在失速，而国际油价的回调多半是对这种经济回调的反应。加上人民币逆势升值，输入式通胀压力更小。

　　上述因素的合力，无疑都有助于抑制通胀，如若政策顺势推动，则物价可望在近期止涨回落。

　　然而且慢，这只是短期预期。就中期态势来看，还不可这样乐观，中期内物价弄不好会反复。何以会反复?不谈需求一边的“钱潮涌动”，单看供给与成本一边，至少有两个大的“基础因子”，预埋了未来通胀的隐患。

　　一个是产业投入成本的上涨。这系新旧增长模式转换衔接滞后引出。我们知道，以往我国经济增长属于一种粗放型扩张，主要依赖“三廉价要素”，廉价劳工、廉价土地和“廉价环境”。目前的发展态势明明白白地显露，这个时代在迅速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各要素成本节节看涨的时代。既然要素的价格看涨，作为成本延伸的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岂有不涨之理?

　　另一个是效率损失。这与近一年来的宏观政策有关。这一轮宏观经济政策特征是紧货币松财政，其一大负效应是抑制了市场导向型企业与机构的扩张，而将资源导向了政府依赖型及公营部门。由此必然导致效率损失。目前的情形是，“多种经济成分”中最具活力的那一部分，亦即民营中小经济体，越来越受困于融资难。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如若产业效率下降，单位产出的成本就难以降低，劳动生产率就没法上去。要使成本得到补偿，势必要借助价格机制，由此埋下了下一轮通胀的隐患。

　　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