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月份制造业指数显示，美国制造业增速创25个月新低，降至50.6%。与此同时，美国8月的就业人数亦不及市场预期，环比无增长。与上述两个低迷数据呼应的是，美联储再度重申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似乎形成了一个循环共振体——只要制造业低迷，就业率即难以增长，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会持续甚至强化。但时至今日，持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挽救美国经济。美国制造业在经过2009年大幅减员获得小幅提升之后，今年3月再次进入低迷通道。美债总额却在量化宽松之下持续攀升；美债危机亦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任何一次危机的萌芽和复苏的根源，永远是实体经济景气与否，任何货币政策均是解决危机的手段，非复苏的必然。制造业不仅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根本，更是解决就业的根本之道。
当然，美国制造业持续低迷对美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并非直接作用，而是要遵循以下传导路径：
美国制造业低迷，实体经济必然受损，贸易逆差必将加大。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商品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如果他国不能相对比例地认购美债，形成金融资本的回流，以便与商品资本外流形成对冲，如果任其发展，美国政府会破产，美元体系会崩溃，美国经济亦必将进入萧条之中。
但是，纵观当下有能力持续增持美债的国家，在欧洲陷入欧债危机、日本惨遭地震核泄、中东自身债务且政体动荡之际，唯有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新兴国家。但这些依靠资源消耗积累外汇的国家，会持续增持美债吗？
目前我们无法武断地下判断，但鉴于资本宁可“锦上添花”、难以“雪中送炭”的属性，如果美国制造业能真正复苏，他国资本即会对美债增加信心。相反，他国资本则失去信心，从而不会增持、甚至减持美债。
回顾历史，美国似乎可以重复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和德国的游戏，通过压迫日元和马克的大幅升值，以提升美国制造业的价格竞争力，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鉴于日本经济持续20多年不振，欧元诞生，且德国被欧债拖累，美元压迫的对象必然会转向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新兴国家。但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虽可以容忍本币的小幅持续升值(亦为自身发展所需)，却不会屈服于美国当年压迫日元、马克5年内升值100%-200%的苛求。
如果此路不通，理论上，美国还有一条路可走，即多印美钞，通过美元的过度贬值，恢复制造业的价格竞争力。但是，在缺乏“物价－黄金流动模型”制约下的美元过度贬值，除了会加速美元资本的外逃，恶化美债危机外，还会带来自我通胀。
当然，除了超低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美国正在积极酝酿包括“再度推出额度6000亿美元左右的QE3，放大市场流动性；削减超额准备金利率，以便促使商业银行放贷；调整资产组合，以便压低长期利率；实施低利率的量化配套指标，与通胀率和失业率捆绑”等其他货币政策辅助手段，以期恢复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就业率，并控制通胀的产生。但这些措施虽然可以很大程度上缓和美债危机，亦可能推动美国经济再次出现“复苏幻像”。归根到底，“缓和危机”并非“解决危机”，“复苏幻像”亦非“复苏真相”。
扭转美债危机的恶化趋势，必须从根本上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美国制造业的持续低迷，亦必将进一步恶化美债危机，直至美元体系的崩溃。(《国际金融报》杨国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