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在上海合作组织(下称“上合组织”)的商务磋商中,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提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可以在适当的时间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
这一倡议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在上合组织未来发展道路方面一贯的思路。因为早在2003年的上合组织六成员国总理会晤中,温家宝总理就已经提出要把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区作为该组织长远的经济合作目标。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8年,通过当初达成的“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各项措施,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建立自贸区再次被拿上桌面自然也就成为了题中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倡议在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预期再度加强的大背景下提出,其受到的国际关注和2003年肯定不可同日而语。
理想中的上合组织自贸区会是什么样子?它由纸面的设想走向一个真正意义的自贸区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
外界对第一个问题的认识普遍充满乐观情绪。
有媒体粗略统计,理论上的上合组织自贸区将包括15.1亿人口(全世界人口1/4)和3017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约占欧亚大陆面积的3/5),仅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三国,天然气储量占全球储量36.1%,石油储量占全球17.5%。区域内煤炭储量超过3850亿吨(不含中国西部煤炭储藏量)。
据笔者粗略统计,2010年6国GDP总额超过75837亿美元(中亚四国数据统计自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也就是说,一个自贸区所需的市场规模、资源储备及经济互补性,上合自贸区全都具备。
但是,上述那些让人心仪的数字是否能代表上合自贸区的实际潜力呢? 作为上合组织经济能力真正源泉的中俄两国,都不可能将自身的经济资源向广阔的亚洲腹地做太多倾斜。与纸面上的上合自贸区相比,中国所参与的中日韩-东盟(10+3)自贸区、环亚太经济圈,俄罗斯积极参与的欧洲经济圈都是现实存在而且已经形成规模效应的。上合自贸区如果要成为全球区域性经济合作体系中的一个有分量的成员,它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其他自贸区的竞争优势问题。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随着上合成员国之间能源、交通等大合作项目的上马,上合成员国之间在基础设施、政策法规配套、关税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中亚地区广阔的疆域、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以及过少的人口密度都制约着上合自贸区的发展速度。中俄两国的资本与资源的区域性配置虽然可能在国家的政策倾斜下出现调整,但是这种调整既无法在短期彻底消除地区间差异,也会受到成熟的地区性经济安排强力的制衡。
当面对具有先发优势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时,后发的自贸区很难真正争取到市场力量的位移,自由贸易规则吸引了最成熟的资本、人才与技术,而国家能提供给后发地区的则是有限的可以由国家支配的资源。
有意思的是,这些可以被国家行政力量撬动的经济力量其运作方式又往往是与自由贸易规则相违背的。
因此,在一个全球和地区自由贸易规则安排已经渐趋成熟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中,自贸区是很难由国家“孵化”的。国家可以为这些新兴的自贸区提供帮助,但是国家无法代替市场与资本做选择。这才是自贸区的真谛。自贸区所弘扬的自由原则与国家干预学说在这一点上是尖锐对立的。
所以,上合组织自贸区看似要翻越“已有”自贸区这座大山,在其背后是新的自贸区安排要翻越培育市场精神和自由贸易精神这座大山。
上合组织成员国目前的经济合作,是以各国政府为主要的参与者和经营方,真正的市场力量在这片广阔的地域内并未有太大建树。比起物流体系、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建设来说,市场精神的匮乏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自贸区要想建立,不仅要从无到有的制度创设,还要同时完成边疆地区市场精神、规则意识的培育工作。
自由贸易的本质不是自由,也不是资本,而是在政府干预缺席的情况下资本按市场规则运行的自由。翻过上合自贸区这座山更像一场大考,它所考察的就是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能否输出自由贸易的精神、推行自由贸易的规则。对于资本匮乏状况已经不再是大问题的中国而言,这才是长期的战略所在。
于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