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收权是国家基本权力，税收征收行为涉及公民财产的减损，通常情况下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只有全国人大才是税收立法的合法机关
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社会公众永远都有常新的话题。近日，部分省、直辖市推行“房产加名税”、“月饼税”更是让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也让法学学者奔走呼号：税收立法行政化当休矣！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样的社会事务亟须法律予以调整，涉及公民财产征收的税收法律制度更是亟待法律予以规范。然而，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扩大，立法机关难以有效地应对如此多的立法任务，本应该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事项，不得不通过授权的方式，授权给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制定法律。
由此，我国的税收授权立法发展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以至于调整我国税收的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几部极少数的法律，而大多数则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制定行政法规，待时机成熟以后再为制定法律，本来符合我国宪法及立法法的规定，无可厚非，但当下的税收行政立法却呈现滥觞之势亦饱受社会各方的质疑。
首先，国务院制定了许多税收行政法规，数量远远超过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且长时间都未能上升为法律；其次，部分涉及税收立法的事项，国务院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实际上授权给了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立法(广义的立法)，转授权情况比较突出；再次，部分省、直辖市地方政府以试点名义，也极力推行税收试点立法，立法层级呈降低趋势，对公民权利的实际影响却呈扩大趋势。
总之，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税收立法呈现出以行政立法为主导的“税收立法行政化”模式，也因此税收立法行政化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饱受各方面的质疑与批评。
税收征收权是国家基本权力，税收征收行为涉及公民财产的减损，通常情况下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即是说，只有全国人大才是税收立法的合法机关。但我国税收立法却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税收立法行政化”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制定规则来调整税收的征收。由此，也出现了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政府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者其他规则以确立税种及征收标准，征收的税收收入也归政府使用。在巨大利益的指引下，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行政立法确立新的税种与民争利，以政府为主导的“税收立法行政化”模式进而也与法治的本意相去甚远。
通常我们将法治定义为：“良法获得普遍的遵从”。法治的首要条件是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当下所有的立法均是良法，但我们可以通过选定少数民意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我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正当法律程序之下进行立法，以最大程度地接近良法。而政府机关在缺乏正当法律程序又缺乏广泛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悖良法的基本要求。
与我国政府立法主导税收征收行为不同的是，国外诸多国家均确立了税收立法权归议会，并进一步确立了税收立法法定主义，非经法律规定不得征税。而当下我国的税收立法，以政府主导的“税收立法行政化”模式进行了大量的行政立法以征收各种税收，今年我国税收收入亦有望突破10万亿元。
然而与之不相对应的是政府的财政支出不透明、不公开，国务院三令五申公开“三公经费”，部分部委“三公经费”公布亦让人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同时，我国对纳税人与未纳税者未有任何区别对待，“纳税光荣”成为一句口号，并未给予纳税者任何光荣之感，却无形地让社会公众对纳税有不同程度的反感。
总之，当下以政府主导的“税收立法行政化”模式不利于税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应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对税收进行法律规范，并加大税收用途的公开透明，且应对依法纳税的人进行适当的奖励，以形成税收征收领域的良法之治！(西南政法大学 王学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