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利华被予以200万元的首张罚单被视为“杀鸡儆猴”的举措。然而,只是原计划4月初调价推迟了5月底。对此,发改委有关人士回应,企业涨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老百姓可根据价格不同自主选择商品。
争议
谈到“约谈”,吴庆认为,企业的价格应该企业自己定,而消费者可以用手中的钞票做出自己的选择。放开价格、管好货币,应该成为所有政策制定者应该遵守的基础。
吴庆分析,除了垄断性行业之外,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市场都是买方市场,特别是小企业也可以参与的市场中,已经充分竞争,而且替代产品繁多,不必担心谁会刻意涨价。出于市场占有率的考虑,涨价是企业非常谨慎的行为,往往是迫不得已之时才会最后选择上调终端价格。
在吴庆看来,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抑制物价有失公平。“通胀已经形成的时候,涨价不是最坏的选择。对抗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管好货币,管好需求。现在采取管价格的措施,本来成本已经上涨很多,但规定成本不能涨,就会造成兰州拉面吃不饱了,可乐‘瘦身’了,包子没办法吃了,虽然价格没变,但品质降低了。还可能带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设备更新缓慢等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
吴庆强调说,“约谈”是政府直接干预到微观层面的行为,用微观干预取代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举措只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类,“约谈”既非货币政策,也非财政政策。
王远鸿表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际国内都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在各方面物价上涨预期很高的特殊时候,政府有必要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必要的手段,抑制物价上涨面的快速扩大,已达到稳定预期,避免出现跟风的目的。
“其实大家有争议和担心的是政府出了手,就不放手,让约谈常态化,成为今后执政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权力部门寻租和扩张权力的办法。”王远鸿说。
王远鸿认为,在市场氛围相对正常的环境下,消费者是可以用钞票做出选择。“但在市场涨价预期不断强化的环境下,如果不抑制涨价面的扩大,消费者将不得不面对全面的价格普涨,作为个体消费者难以用钞票改变这种状况。物价上涨时,单个的消费者受损一定是最大的,尤其是中低收入的人群,相比较而言,企业应对和转嫁能力更强一些。”
王远鸿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都是有边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但绝对不能代替市场本身,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偶尔为之。(记者李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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