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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温州学者马津龙和记者聊天中谈到,温州经济的活力,由强大的营销网络、不知疲倦的制造业、更高周转效率的民间借贷体系三架马车支撑。若民间金融不开放、传统制造业利润进一步摊薄,垄断行业迟迟不对民企开放,温州民资定将步入低谷乃至深渊。此预言,终在辛卯年一语成谶!
眼下中国经济大环境挤压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过多的货币使投资收益远超过实体赢利,只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无投资渠道、身处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就难以脱困。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援引了一个例子,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透露,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一年辛苦到头利润不足百万,而太太在上海投资十套房,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通胀导致资源价格上升与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上升,下游企业不堪重负,在向上游资源行业延伸时遭遇天花板;后者导致实体企业缺乏定价权,再加上人民币汇率急升,很多做实业的利润率在5%的警戒线以下,勉强维持。有的企业家凭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和良心坚持着,因为他一撤退,意味着数百乃至上千名的员工失去饭碗。
浙江省改革和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表示,中小企业面临的利润空间低、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使得它们往往格外脆弱,有人形象地概括为“中小企业病”。 “尤其是去年以来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资金的使用成本大幅提高,这对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的打击,相当于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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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由来以久,曾经有人惊呼“高利贷猛于虎”。问题是,始终没有人要把民间金融这只“老虎”给驯服,任由它野蛮生长,直到局面失控。
在叶檀看来, 高利贷不仅仅是人性贪婪的缩影,更是中国重要资源配置失灵的表现。
高利贷融资与官方平价融资并存,印证中国存在融资价格双轨制,不同的企业承担不同融资成本。以温州民企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天然处于高位,这固然有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风险高,监管成本高,导致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一面,更是中小企业与民间金融深受歧视的必然结果。
中国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迄今未建立针对民企的风险筛选与监管体制,民营企业表面上受到礼遇,实则处处掣肘,与中小企业相配套的民间金融从未获得立锥之地。小额贷款公司存款受限,村镇银行大股东受限,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在严厉的约束下无所作为,在货币紧缩之时,往往成为高利贷者的“帮凶”。
“高利贷盛行,显示实体经济与金融管制的双重困境。解决困境有两种思路,或者向左转,以更计划的体制、更严厉的管制刹住高利贷之风;或者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推进,放松行业管制、价格管制,达到资金高效、自由流动的目标。后一条路才是疏通血脉的治本之术。”叶檀表示。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考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他提到了要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温家宝也表示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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