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债务危机下的“侧面”:民间金融成温州实业(2)

　　突然宽松又突然收紧的政策

　　温州瑞安的一位企业家称，温州多数跑路的企业家都与政策的突然扩张和收紧有关系。

　　“2007年因为经济过热政策逐渐收紧，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马上宽松下来，推出4万亿的救市资金，导致物价和房价快速上涨，后来发现太猛了，就在一年内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现任湖南担保协会副会长袁国兴曾当过多年地方银行的行长，他认为，有病吃西药，急于求成，政策的短期行为导致企业像烙饼一样。“银根紧缩，银行就要把钱收回来，收谁的？政府的融资平台敢收吗？差的小企业本来就贷不到款，银行也收不到。只能从稍微好点儿的企业那里收贷。”袁国兴总结。

　　伴随“个人信用”而生的民间金融

　　在公司出现资金缺口而又从银行融资无门的时候，很多公司选择了民间金融。“在周德文看来，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是伴着实业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我刚大学毕业时，温州很穷的，没有政策、资源和土地，温州人开办企业都是从亲朋好友那里借钱，赚到钱后就会给债主一点红利，慢慢发展成民间借贷。”

　　小俊来温州开办了一个小型传媒公司，刚创业不久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时常因公司资金周转求助于民间借贷。“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这部车都进典当行四次了。”小俊指着自己的比亚迪说，到了还款的时候把车送去典当行，先把民间借款还上，以保持良好的信誉，资金周转过来后再把车赎回来。“因为是外地人，刚开始借钱还要抵押，现在有了好的信誉都不用抵押了。”小俊把信用看得非常重要。

　　乐清企业家吴旭升从银行贷款1000万，他说，有时因为还银行到期贷款，自己也需要从民间搞点借贷，但是利息高的不要。“我们有个兄弟会，联系很密切。”吴旭升透露，包括他的企业在内，温州有70多家企业组织成立了一只几千万的基金，当会员企业还银行贷款出现困难时可以先从基金中挪用，这个组织对企业的准入门槛是规模4000万以上，以供企业之间互帮互助。

　　高房价背后的炒房族

　　出租车司机杨师傅是温州人，两年前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揣着卖房子的50万做放贷的生意。“高利贷都是月息3分，我的是月息1分，都是放给很熟的朋友。”杨师傅说，现在有32万放给了一个小老板，每三个月拿到1万元的利息。“我不会做高利贷，风险太大，我都借给很熟的人，我知道他家和他家里的人才敢放给他。”尽管杨师傅已经有150万的存款，但对温州的房价还是望尘莫及，一家四口在温州市区租房子住。“我买不起房子，赚钱的速度赶不上房价的速度。”

　　“温州人为什么炒房？因为炒房来钱快。”吴旭升的太太就是炒房团成员之一，“她的利润跟我差不多，但她只有一个人，我有几百个员工帮我赚钱。”吴旭升透露他太太十年前就开始炒房，当初是每平米6000元，如今已是4万元/平米。“还有个老板利润是他太太炒房的十分之一。”吴旭升笑着说。

　　但如今受资金链紧张的影响，很多温州老板开始抛售手中的房产。记者从温州房产中介那里看到，同条件的房屋，10月份挂出来比上半年挂出来出售的便宜20%左右。房产中介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房主的要求是一次性付款。“他们现在资金紧张才会低价抛售，晚付款一个月他们光利息就有十几万。”

　　本报记者 李蕾

　　（下转B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