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容忽视
迟福林指出,快速增长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现“成长陷阱”,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多数人福祉的增加,反而积累和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中等收入陷阱”是“成长陷阱”的一个方面。中国要避免“成长陷阱”,需要改变普遍存在的增长主义倾向、政府主导倾向,要防止把政府主导当成“中国模式”。
孔泾源指出,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未来10年中国进入新的发展转型阶段,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保守估计,如果经济未来10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7%,十年后翻一番,就将站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过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社会矛盾激化,许多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从国内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来看,需要尽快突破原有的瓶颈,不能被低收入的增长路径锁定。
2.“中等收入陷阱”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
与会专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根源:
过渡性体制的不确定性。吴敬琏认为,当前存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过渡性的体制,这种体制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资源约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认为,目前的发展瓶颈问题是资源问题。如果发展方式不正确,资源环境约束将会极大的影响到人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约束条件,可能是制约发展的陷阱。
收入分配不公。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之一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会引发不稳定因素,而且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导致投资消费失调,使内需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中国很难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高级顾问何伯认为,经济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都存在,但贫富差距是导致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陷阱”不仅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陷阱。
社会停滞。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社会停滞可能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贫富出现代际传承意味着社会结构出现定型化。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走出定型化与停滞化的社会,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不协调。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 N D P常驻代表罗黛琳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均衡发展。一些国家往往只关注经济增长这一“长子”,忽略了环境和社会问题,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如果未来10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等方面没有突破的话,很难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司嘉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这些国家丧失了经济增长活力,社会发展停滞。但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经济规律,并不必然发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教授认为,中国能否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未来10年中国能否有效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型。一方面,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和平稳的社会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如果丧失机遇,导致方式转变长期停滞不前,则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迟福林教授指出,增长不等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长主义导致“成长陷阱”。为此,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宋晓梧指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展望。政府和市场边界划清了,经济结构得到合理的调整;社会体制培育起来了,社会关系合理了,就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只有经济转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人口红利”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迈向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未来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要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
孔泾源指出,未来10年科学发展依赖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单靠政府的引领和推动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包括资源价格改革、科技体制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比较小,但应当建立在“三个到位”的基础上,即: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到位,如果经济结构调整能够到位,如果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