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一定取决于真正的社会改革能否推进、经济能否进行实质性调整。
●改革一定会面临非常艰难的利益调整，每个人都得做点牺牲。指望一成不变就能全身而退，这不现实。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杨长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解放观点：11月24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将葡萄牙的主权信用等级降至“垃圾级”。惠誉在声明中表示，葡萄牙财政严重失衡且负债高企，意味着该国的评级不再符合投资级标准，预计该国2012年GDP下滑3%。持续三年的欧债危机，不仅没有平息迹象，反而愈演愈烈。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当前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的最艰难时期。为何历时三年，欧债危机还是“没完没了”？
杨长江：从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再到国内的温州债务问题，这一系列经济现象，背后都有迹可循。就像地震过后会有余震，现在可能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余震期，甚至不排除今后还会出现很强的余震。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全球经济艰难寻找再平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美欧中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三方，他们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一会儿谁出了问题，一会儿谁可能又是下一个，这样就不能将三年来的全球经济动荡梳理出一个清晰脉络。
由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恰恰说明了过去几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形成了制造业向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欧洲这些传统发达国家都要适应这个调整，如果不适应或者不能及时调整就会出问题，这是最本质的问题。
解放观点：那么您认为欧债危机正是欧洲在世界经济新一轮调整过程中，“水土不服”的持续反应？
杨长江：各国都有自身的发展模式，也会形成各自的经济惯性，但调整就意味着改变，意味着一个痛苦、艰难过程的降临。与美国相比，欧洲社会没那么有活力、有弹性，科技也没那么有竞争力，社会福利各方面更加僵化，政府的包袱也更为沉重。而且，美国可以因为美元的优势地位拖着不改，但欧洲一直以来却是以政府买单的方式来延缓改革，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深，于是导致今天这样一种积重难返的局面，使欧债危机持续发酵至今。实际上，欧洲所受到的冲击比美国更为严重。
为什么欧洲内部的改革一再拖延？如法国人所言，“人人都在他人身上主持公道”。意思就是说，只要别触动我的利益，什么都好说。但既然是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不可能毫发无伤。于是这些年来，欧洲各国政府为了避免实质性的冲突，采取的是“遇到矛盾绕着走”的办法。有时候政府出于选票的考虑，尽量拖延时间，特别是把内部改革的问题转化成民族矛盾，上升为国际问题，从而使矛头转向，比如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这种化解办法，我称之为 “疗妒汤”式的改革——无关痛痒。什么意思呢？《红楼梦》七十八回里讲到这“妙方”，它的确“横竖不伤人”，但也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当然，一个社会面临深层次调整总是非常困难的。
解放观点：如果新兴经济体没有发展起来，世界产业转移没有形成趋势，那么欧洲原本高工资、高福利的社会模式也许还可以维持。但如今在技术全球扩散、生产线转移，新兴经济体又可以提供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延续了。既然要对社会经济模式、福利制度进行改革，这也就注定欧洲的调整难以一步到位，甚至是痛苦的。
杨长江：是的，原本欧洲还可以是一个高工资、高福利的“世外桃源”。但如今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工人为了得到工作，可以接受比较低的薪水。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可能不转移吗？这样一来，全球资源的再分配、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势必要打破欧洲原先的高福利状态。当然对于欧洲民众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休假减少、工资降低、福利缩水。
希腊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国家破产的情势逼迫下，希腊政府出了一招险棋——减工资。没想到，工人、公务员立刻就大罢工、游行。其实这个潜台词就是：改革可以，但别动我。可问题是，不削减支出，又如何能解决问题、渡过难关？所以欧债危机至今难解，这个根子就出在一开始政府拖拉，贻误战机，到后来着手改革了，老百姓又不愿配合。可是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一定取决于真正的社会改革能否推进、经济能否进行实质性调整。如果只是给它输入流动性，反而会让问题越拖越糟。
其实美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为了降低赤字，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美国在重重压力下推行了新医改。当年克林顿为此曾饱受非议，直到今天危机来临“山穷水尽”之时，才勉强通过。可最近我们看到，如今形势稍有好转，民众的看法又变了，有些人就说不搞医改也能降低赤字。可见，改革一定会面临非常艰难的利益调整和确认，要求每个人都得做点牺牲。指望一成不变就能全身而退，这不现实。
解放观点：从中国视角，该怎么看欧债危机？
杨长江：无论是美国金融危机，还是欧债危机，我们都是当事者，不是旁观者。在全球经济寻找再平衡的过程中，不仅是美国、欧洲面临调整，中国同样面临着艰巨的调整任务。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同样是国际经济大平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恰在此时，我们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像温州债务问题等，从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改革的步履维艰。温州本来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但是最近几年人们听到的新闻都是温州各色“炒团”、高利贷。有人说他们天生喜欢炒房、炒煤，这其实不对。作为一个企业家，怎么可能天天想着炒房，一定是企业发展空间受阻、有限了，才会另觅他途。而当整个社会的资本热被激发以后，他们只会更加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温州经济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实业经济的缩影，从中我读到的，是现今中国改革之紧迫。
现在很多人担心全球经济会不会面临“失去的十年”。关于这一点 ，的确压力很大。如果大家都不愿调整，那么这场危机可能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东奔西突忙“救火”，但实质上却没有根本改善。这样，全球经济的未来很可能会进入一个不太乐观的阶段。但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世界经济本身就有周期，不可能一直高歌猛进。问题是，经济的不景气，往往会引起内部动荡。因为经济增长的红利没有了，调整又触动了既得利益，而且对于改革，不同社会阶层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像这段时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包括之前的伦敦骚乱，背后都是这样一种因素在起作用。当然，这些都还只是表达情绪，不至于在西方酿成大的社会革命。能否“灭火”，这还要取决于各国的调整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