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考验
研究发现：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在全球化中获益颇多，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相对而言慢一些。为什么中等收入的国家会容易陷入到陷阱里面呢？一个解释是不同国家的职业调整。
通俗地说，以美国代表的富裕国家处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引领技术发展的方向，它推出的新的创意会将整个人类的知识往前推进。所以这些国家在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有足够高的比较优势，有全球化就会收益，而且收益最高。在另一边，不管有什么样的创意品，也不管有什么全球化的市场需求，生产产品需要工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因此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相比两个极端来说，处在中间的国家比较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它也从全球化获益，但是不是获益最显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有很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经验证据。比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采用了相对的概念来形容不变状态下的收入水平。它以美国的收入为基准，衡量其它国家收入占美国收入的比重，并由此划分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根据这样的划分，胡永泰发现：研究时间起点上的中等收入国家会有一半的可能性留在中等收入组里，既不会涨上去也不会跌下来，但是另一半的国家则更可能向下流动而不是向上流动。也会有新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组里，这里面低收入组晋升进来的数量是高收入组降下来数量的两倍。
最近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高速增长，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终究是要减速的。于是这些经济学家就研究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减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庆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减速大约会出现在人均G D P7000美元的时候。根据他们的研究，在过去的100年里有40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 D P购买力平价7000美元，其中有31个经过拐点以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
另有经济学家测算，也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 D P，发现人均G D P到达17000美元的时候开始减速，减速的幅度是两个百分点。如果以这两组研究的结论作为经济减速阶段的两个端点，中国现在人均G D P是4000多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至少要翻番，也就是差不多8000多美元水平，才会在减速区间里。至于说中国可能减速的因素，概括的说法是温家宝总理讲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减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人口发展的阶段。看人口抚养比数据，一个国家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人口抚养比是下降的，人口负担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也比较高。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以后开始上升，于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甚至出现人口负债，这个时候一国经济就有可能从收获人口红利的高速经济增长转为人口负债情况下的低增长。日本当年就正好是这样的。日本先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点后迅速上升，整个过程中日本经历了1955年到1975年年均G D P9.2%的高增长，1975年到1990年是年均G D P3.8%的低速增长，1990到去年年均G D P0.85%的停滞。“日本经济从高增长到减速再到停滞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跟人口红利相关的。”蔡昉说。
蔡昉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正要消失，因此当前说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是有针对性的。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不是减速不减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减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低生育率的国家，根据联合国预测，大概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中国人口将达到14.37亿的顶峰，随后人口就会负增长。
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很自然会导致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有投资银行调研发现，如果劳动力成本提高20%，那么对各个行业的企业利润率就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影响最小的是路桥、水路运输、铁路运输、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但是在竞争性行业里，企业利润受到的影响将在20%到65%之间。也就是说，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竞争力将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受到削弱。
还有研究认为，未来中国贸易顺差会因人口因素而减少，最终到2016年贸易顺差成为零。
总之中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是和人口转变相关的。这和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密切的逻辑关系，日本的实例就表明了这一点。
跨越陷阱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情况和日本还不完全相同，中国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未富先老的含义是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快速发生，而且老龄化的程度是其它国家在同样发展阶段上所没有的。未富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即将停止增长，因此中国将逐渐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比较优势，但是当前中国人均G D P只有4000多美元，还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所以也没有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无论是生产力还是资本积累水平都不够，结果就是中国丧失了原来的比较优势，可是也未得到新的比较优势。
于是，问题出现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这首先要探讨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从1978年到去年为止，分解中国G D P的增长，资本的贡献率是71%，劳动的贡献率是8%，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是4%，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也有贡献，贡献率是7%，剩下还有10%叫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但是不能指望它再提高下去，因为已经不可持续、不协调了；劳动的贡献这些年是下降的；人力资本的贡献虽然也是一直在提高，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太重要；人口抚养比或者叫纯人口红利的贡献也是缩小的趋势，预计最迟到2015年就没有了，再以后是负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趋向于降低。
从这五个因素来看，靠资本投资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长期用资本投资支持经济增长；同时中国新的劳动力供给即将枯竭，不可能产生正的贡献；人口抚养比也将逆转；人力资本的贡献微不足道；那么最后可以指望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全要素生产率目前的趋势并不理想。
对企业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往往被劳动生产率所代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有三个。首先是提高资本劳动比。蔡昉举例说，富士康的职工跳楼问题，归根结底是劳动力不足导致的，结果影响了企业竞争力。
其次是重新配置资源。仍以富士康为例。在造机器人的同时，富士康还准备把深圳的生产缩小，到成都、郑州、重庆去办新厂，每个地方招20万工人。这样产业就转移了，从而节约了成本。这在宏观上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既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又调动了剩余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次，加强管理，让员工心情舒畅，焕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这在经济学上统称做技术效应，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构成部分。
归结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个办法，提高资本劳动比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因为资本报酬递减，提高资本劳动比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还是要指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中国没有看到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有趋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但是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将成为制约因素。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怎么提高呢？蔡昉认为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在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方面是有空间的。过去在东亚形成一个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型，日本的劳动力不足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没有了以后，产业就转到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富了以后，产业又转到东盟和中国的沿海地区；下一步有人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从中国转向越南、印度。这种转移肯定会有，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而不是向邻国转移。理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劳动力总量太大，因此中国是世界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接受者。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其它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所以近年来人们发现，中国的产业转移到印度、越南以后，这些国家开发区里工人的工资也在涨，而且涨的节奏跟中国基本一样。
技术效应的获得则要靠政府给企业创造一个能够有创造性毁灭的环境。因为只有当企业竞争压力大的时候，它才会认真研究如何改进管理，如何应用新技术。归根结底，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创造性毁灭中形成，也就是要有这么一个环境让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生存发展扩大规模，让全要素生产率不好的企业被淘汰掉。
当年日本做了相反的事情，企业遭到困难于是受到政府保护，结果政府恰恰保护了应该淘汰的企业，最终该死的不死，形成了众多的僵尸企业，进而拖累银行，把银行变成了僵尸银行。于是1990年以后日本的G D P平均增长速度连1%都到不了。
还应该做的是提高等教育普及度。美国有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的一个特点是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现在美国上中学的人的比重不到50%。这些人没有应对新的产业结构，于是每次遭遇经济危机他们的一部分就业岗位就被剥夺。但是，美国最有创意，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集中在西海岸，他们让美国的产业结构不断高端化。
日本的例子相反。日本经济停滞了以后，社会服务质量越来越高，国家初级、中级教育的普及率也很高，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它的高等教育长期停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美国的差距还扩大了。原因和中国近些年的情况相近，日本也曾经遇到过高校扩招的问题，一方面人们担忧高校的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又发现大学生就业难失业率高，因此它们的文部省就决定要审慎行事。
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进入老龄化国家之后，日本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技术前沿上有所突破，这个时候日本的人才不够了，于是它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提高。换而言之，日本失败在人力资本的积累上。
所以未来中国要提高技术、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提高生产率，调整产业结构，就不应该质疑高校扩招，怀疑中国的教育发展是不是太快了。中国正处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需要智慧的聚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