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标志性的圆框眼镜，一身笔挺的西装，越发衬托出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那典型的“英伦风”。1945年出生的霍金斯，被誉为“创意产业之父”。上个世纪90年代在他和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布莱尔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创意产业”，英国的经济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霍金斯还是英国BOP创意产业咨询有限公司的主席、国际文化创意产业联盟的顾问。
中国创意产品还太少
新京报：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创意产业的学者，你怎么看待中国如今创意产业的发展？
霍金斯：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如今中国的创意经济的发展还相对处于低起点的时期。不过和上个世纪70年代相比，至今中国的创意经济已经有了非常快速和显著的进步。我到中国各地接触了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和个人，发现他们有很多想法、经验，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说，虽然中国的创意产业发展还处在低起点，但是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创意产业开始追赶西方，确实西方的东西很多可以借鉴。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发展创意产业，与西方城市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霍金斯：我在中国研究的基地主要在上海，所以我对那里的创业产业比较熟悉。但是我认为北京发展也不错。北京和上海都非常有潜力。不过和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相比还是有些差距。这很正常，因为这些城市发展创意经济已经有几个世纪的经验，有很多大的创意企业、市场很专业，不仅在国内做得好，在国际也叫得响。但是中国城市的一些创意企业虽然在国内做得不错，却没有产品出口，在国际上并不知名。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很多，创意产品太少。和西方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对外部市场的情况就没有那么熟悉了，还不具有世界性的竞争力。
创意产业与制造业应形成健康关系
新京报：你的建议推动了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能提供一些可供中国借鉴的发展经验吗？
霍金斯：上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创意今后会变得更加重要，不仅是文化意义、社会意义，还会产生经济价值，所以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发展它。如今我们没有大量的制造业产品，那个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产品都是带有高附加值的，也就是说是新颖的、设计性强的，这就是创意的。
英国和西方的经验主要在：一是培训支持。英国政府成立了创意产业的培训委员会，该委员会和特定的一些创意行业有合作关系，可以促进这些行业的进步。
二是自主制定产业政策。比如美国和欧洲，产业政策都是由各个下属产业自主讨论设立的，而不是政府牵头制定，同时，每个行业都会做自己的政策研究。
三是鼓励竞争。一个公开和公平的市场非常重要，政府在其中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比如政府可以在电视台和制作商之间设立公平的买卖条款，以规范创意产业交易行为。
四是政府的公共角色。比如政府要对一些行业内领先的艺术、设计、博物馆等团体进行资金支持，他们一定要有非常专业的管理者，以及世界一流的策划布展相关人员。
其实整个西方的创意经济已经日益精细化，制造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中国的非制造业只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一，西方是三分之二。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在创意产业和制造业之间，形成一个健康的关系。
每个人都是创意产业的一部分
新京报：中国发展创意产业的挑战是什么？有人说我们缺乏创意人才和思想。
霍金斯：中国不缺创意人才和创意思想，在我看来，人人都是创意产业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投入到创意中来。从历史上看，是创意直接导致了发明的产生。比如中国古代，有很多世界级的贡献，造纸术、印刷术等，这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创意意识就很好，科学技术水平也非常强。过去的30年中国发展也很快。
我觉得中国创意产业面临的大问题是你们做事情的时候，过早地考虑太多的社会意义。在西方，我们认为这个创意思想或者产品不错，就投入市场，用市场来检验。但是你们通常只是希望自己的创意要确保和之前的策划合拍。
新京报：创意产业的版权制度与行业发展有何联系？
霍金斯：应该说，中国的版权法律比较完善，但这些法律是基于“前数字时代”的国际准则制定的，而国际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欧洲都已经进行了改革。
对于发展创意产业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版权制度，但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弱化版权制度，比如在教育和非商业化媒体上就是如此。
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面向未来的版权制度，而不是专注于过去。同时应该加强与国际各国的讨论和协调。
此外，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合同法的相关法律，所有的国际买卖活动都要基于此。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体系，就要发展更强有力的合同法的作用。
我觉得中国创意产业面临的大问题是做事情的时候，过早地考虑太多的社会意义。在西方，我们认为这个创意思想或者产品不错，就投入市场，用市场来检验。但是中国通常只是希望自己的创意要确保和之前的策划合拍。——约翰·霍金斯
本报记者 张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