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法律体系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理能力。成员间出现了矛盾，不是单方面报复，而是投到这个机制和法律程序的框架中，最终的裁决也让贸易大国都乖乖遵守。对于国内学习法律的人士来说，这都是很好的启示”，彭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入世“过渡期”在2006年结束，涉及中国各类贸易调查也呈现上升趋势。
据商务部的统计，自入世至2010年年底，中国受到贸易救济调查共692起，涉及总额约400亿美元。其中，中国还不幸成为连续16年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并且连续5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国内企业也遭受了高税率等败诉惩罚。
在WTO框架内，多年来涉及中国的诉讼共有22起。其中，彭俊参加了4起案件的辩护。这4起案子中，中国的政府和行业分别是两起应诉，两起起诉。
在彭俊看来，涉及中国的贸易争端数量，超过一半是涉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护措施在内的贸易救济争端。这也暗合了中国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现实。而入世后中国的被诉案中，还涉及出版物、电子支付、原材料和金融信息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争端。
“实际上，贸易救济只是WTO框架下很小的一部分”， 彭俊判断，“不过在未来几年，它还会是主要内容”。
中国与WTO，更近还是更远
在作为贸易和投资律师的十一年间，彭俊见证了中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演变。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民间草根力量具备的开放态度，以及人们对于网络民意、消费投资的观念都在全面与国际接轨。彭俊就在一次接案子的过程中，从国内民营企业身上看到了对于WTO规则意识的希望。
2001年，在代表浙江一家球轴承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时，彭俊帮助这家企业实现了行业中唯一获得零税率的结果。之后，这家企业由于要接受外资投资，受到了极为严格细致的调查，这一近乎严酷的过程，也让该企业的董事长大呼头痛。
不过，在接下来转而收购国内企业的过程中，这位董事长却聪明地把这种规则意识潜移默化地转向了国内，并善用规则为自己服务。“老外怎么折磨我的，我就怎么折磨它。”这位董事长打趣地说。
这名企业家对于规则意识的尊敬，在彭俊眼中，或许象征着中国社会对待WTO规则态度的普遍转型。
但与此同时，作为世贸成员的中国在包括金融、法律等服务领域开放仍然有限。其中，出口退税比重大，金融、工业国有企业享受的行政优势和成本补贴，在引发贸易争端的同时，也对国内民营资本筑起准入门槛。这一系列现实，都不利于中国2016年之前在世贸组织成员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在具体的代理诉讼案件中，彭俊对上述壁垒感同身受。
彭俊觉得，尽管国人只是从媒体中浅显地了解WTO，但是加入世贸以来关税降低的消费观念的转变，参政意识的提高，以及民营经济谋求同等待遇的努力，才是WTO逐步带给中国社会的真正改变。
他认为，如果要看WTO的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只要比较一下，经济生活中的各方力量是否被一视同仁地对待，政府的规则是否公开透明，就一目了然了。
“每个人比较了之后，便会有自己的答案”，彭俊说，“中国政府如能在WTO原则问题上有更多改进，肯定有益于中国在WTO中的地位”。
今年12月，彭俊还会为一个目前仍在进行中的贸易案赴日内瓦进行辩护。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繁忙的辩护日程中，还能否像从前一样，沿着在自己钟爱的日内瓦湖慢跑。
而中国在WTO之路上的马拉松，却仍然未有终点。 ★
本刊记者/崔晓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