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2月9日电 “政企利益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入世十年之后,面对新的挑战,中国需要新一代政企关系。”12月9日,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在2011(第十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如是说。
项兵提出,中西方不同的体制对各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特点。西方制度的核心是对政府权力有所制衡,通过对公平公正的弘扬,打破阶层固化。而跨国公司与大企业充分承担了社会责任,给当地社区创造了一大批中产阶级,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百姓对社区建设的参与热情,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中国的体制可以保证精英治国,政府权力保证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另外干部的基层工作经验,也可以对社会治理带来帮助。
不过,项兵也同时表示,东西方的体制也同样面临着困境。“对西方而言,首先是国债的难以为继,这个问题很难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得到解决,另外,在信息民主化的今天,越来越少的精英愿意从政,整体的领导力在下降,很难做到精英治国。第三,政治本土化与经贸全球化的矛盾难以解决。这三个重要的挑战,使得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很难解决。而对中国来说。政府权力相对比较大,缺乏制度制衡机制,很容易产生腐败,收入和财富不均也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
项兵认为,新一代政企关系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在体制上,必须形成有效的政府权力制衡,又必须实行精英治国,形成一种包容性的体制;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一定要打破阶层固化,提高福利民生。
项兵同时表示,中国的企业需要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在经济方面,中国制造的富商很多,在未来一定也会产生更多的富商。但我希望富商们不只把视野放在自己经济的增长上,要在社会阶层上做出更多的努力,培养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国企业需要这种‘士大夫’的胸怀。”
“东西方双向互动的时代已经到了。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差的时代。”项兵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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