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简单的例子，孵化基地内有一名新开网店的店主被买家“差评”了，急得店主满头大汗。他如果找到那名“新村官”，对方没开过网店、也没啥经验，基本无力帮助店主解决问题；而找到“老村官”沈锋锋就不同了，他会告诉店家3种方案——先与买家沟通、端正态度，说些“软话”请买家修改评价；倘若不行，就适当给些赔偿，大不了不赚钱；最坏的打算就是给“退货”，买卖双方均有损失。
“工作移交，尤其是创业工作移交特别困难。如果‘新村官’对开网店没兴趣，根本就没法移交。网店店主总希望能和有经验的人一起抱团，没有共同语言怎么抱？”沈锋锋在农村工作期间的“创业”有其特殊背景——他送过快递、开过快递公司，与汾湖及其周边制衣厂、制鞋厂都有较深接触，还开了一家卖鞋的网店。
可以说，从“上货”到销售、到物流，他都熟门熟路。至今，他还经常组织孵化基地的网店“盟友”共商“经营大计”。
达成的一些“共识”正为整个创业群体服务——给产品取名字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相同的“梗”，形容词、关键词尽量错开，以免买家搜索时搜到同为汾湖卖家的同类商品；销售同类产品的店，可以“抱团”到厂家进货，压低价格、确保货源；同一件产品，断货的皇冠卖家可以从生意不好的小卖家处进货，利润分成，减少产品积压、亏损。
“这些东西太专业，不开网店的人根本插不上话，更别说全面负责孵化基地了。”沈锋锋的网店分工明确，客服目前由妻子担任，父母负责包装、发货，而他本人则负责双休日进货。
“靠政府关爱吃饭”不长久，创业项目需要“造血机制”
团麻阳县委副书记、楠木桥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创业园”园长叶为最近常常想，自己离开楠木桥后，创业园以后该怎么办？
他曾给这片位于村边小荒山上、占地4800余亩的“创业沃土”规划过一整套发展方案——先从种、养殖业做起，种植业由村集体出资承包，专种葡萄、蜜柚和猕猴桃，养殖业优惠承包给村里返乡农民工和创业大学生，养甲鱼、竹鼠、野鸡、野鸭、灰天鹅；第二个阶段向休闲农业过渡，吸引城里的观光客来创业园采摘、消费；名气打响后，吸引年轻人来创业，创业初期给优惠，村集体以资金或土地方式入股，培育农业大户，分享利润。
然而，村官3年，他连第一阶段尚未全部完成，就“高升”去了县城。离开那会儿，规划中的水果已经种上了，养殖业也都承包出去了，只是成果尚未显现。
尽管新来的大学生村官孙建利很能干，但叶为仍免不了要担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眼下这个满山瓜果、家禽的“创业园”是如何创办起来的，“靠的是从省里到镇里逐级的大力支持。”
别的村子，一年能有5万元至10万元的项目支持就很不错了，而楠木桥现在一年能申请到一两百万元的资金扶持；别的村子，无论如何也请不到一名省领导前来参观，而楠木桥不仅有多名省领导考察，还有领导批示、领导题字。原因只有一个，楠木桥有个“大学生村官创业园”。
叶为心里有数，一个创业项目，“靠政府关爱吃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无论如何都要把项目拉回到“市场”上。这才是“被输血”与“形成自我血液循环机制”的根本差别，只要有了健全的造血机制，“创业园”才能真正“活下来”。
因此，无论多忙，叶为每天都坚持与“新村官”小孙保持联系，“必须得有个人顶在那儿，时刻给村里敲敲警钟。”他最担心村干部、村民“恃宠而骄”，“一旦养成向上级要支持的习惯、产生惰性，就算真拨个200万元下来，也有可能叫村里‘吃垮’。”
他一遍又一遍叮嘱小孙，从种养殖业向休闲农业过渡阶段“非常关键”，上级拨下来的款，一定要让村里交给专业的项目公司来运作，“找一个做农家乐的专业老板来承包管理，村里入股、提成，一定要靠引进专业人才来做。”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