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制度成了欧债危机推手，中国社会福利是否也要减速防风险？答案是：NO。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教授、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指出：反思欧洲高福利，我们不必在进行社会福利建设时减速，反而还要补欠账“加油”——既然“高福利”有风险，我们完全可建设“中福利”。
欧洲“高福利”就像中国“高房价”
谈到欧洲的“高福利”，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教授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中国的“高房价”——人人都认识到“高”得有问题。但是，要改变它并非一日之功。
原因有二：一是“高”的背后有既得利益者，比方说享受高福利的欧洲公民，就像中国已经有房子的人，你让他承受降价，他觉得不愿意，你让原本利润高的开发商一下子亏损，他也不干；另一方面，“高福利”与“高房价”，都有深层次、较长久的原因。
宋林飞认为，欧债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其一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公共支出超过警戒线，其二就是长期以来的高福利政策使然。“欧洲的竞选政治让竞选人不断抬高高福利，他许诺多少，你就给他投票，那我要当选，就要进一步抬高”。他认为，欧债危机的原因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高福利，但高福利起码是一个引起危机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欧债危机之后才体现出来的，长久以来，高福利就一直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只是这次危机使得高福利制度的问题更加突出。他介绍，欧洲政府也曾想过救市降低社会保障和高福利，但一给公务员减薪，公务员就有意见。“这实际上是后现代社会的困难。”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的观点也和宋林飞一致：“欧洲的政党选举，为了争选民，竞选人不断加码福利许诺。”他认为，这种情况下以致把整个社会的未来利益抛到了一边。
宋林飞和刘志彪都认为，尽管要反思欧洲高福利，但中国不能在进行社会福利建设时减速。宋林飞分析说，欧洲的福利过多，号称“从摇篮到坟墓”全包，这其中的确凸显出“养懒人”、“养庸人”，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欧洲一些国家的学者、政治家也有反思。
但他认为，中国不能因为欧洲“高福利”制度出现问题，就在建设社会福利的道路上因噎废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困惑是如何增加福利。”
宋林飞介绍，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基尼系数大，贫富差距大，只有通过再分配、增加社会公共保障的办法，来降低收入不平均的现象。不能因为欧洲“高福利”有问题了，我们就不继续进行下去。我国还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提高保障力度。“我们还远远没达到福利制度的理想状态”。
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寅吃卯粮无力负担高福利的弊端，欧洲可能因此进入“去福利化”进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德文说，“但这不能否定高福利制度本身的积极意义。”他认为，“我们的做法要与西方有所区别。一些国家政府高筑债台支撑福利的做法不可取。”田德文说，我们设计制度时应考虑公平、效率、与社会发展阶段兼顾，特别是制度设计决不能“嫌贫爱富”，不能让基层劳动者“出了力却伤了心”。
不搞“高福利”可搞“中福利”
宋林飞认为，以往国内在研究社会福利的时候，喜欢参照欧美，实际上也过度夸大了发达国家高福利的能力。实际上，“他们有他们的困惑，我们有我们的困惑”。
他提出一个观点：“高福利”不能搞，“低福利”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符合，那么我们可以搞“中福利”。具体而言，就是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加大社会公共保障的支出；同时，也要注意国情差异，吸取欧美过度信贷消费、寅吃卯粮导致的教训。
刘志彪则提出，在建设中国福利时，“不能超越国情，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力要同步”。总的原则就是收入上升速度必须控制在劳动生产力上升范围内。他认为，为了避免类似欧洲高福利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福利制度设计要与财富供应相适应，简单讲就是一句话：保持工资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力速度同步增长，不能超过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前提下提高福利。本报记者 薛蓓 马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