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表示,当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粗放型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低价格和数量推动,产品加工程度低,附加值小,缺少名牌。而越是这种低端状态,越容易受到挑战。
目前,中国制造在关键生产环节与核心部件上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比如,即便在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上,中国制造面临“初加工能力过剩,深精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最终产品少、出口产品以量取胜”等问题。
再比如,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的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宝钢、鞍钢、首钢和武钢四大集团,销售额的总和只有新日铁的63%。
杨帆称,反映一国制造业能力的关键是国家设备(装备)制造业。但受到外资和进口设备的严重冲击,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是进口的。
他认为,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熟练劳动、资本密集,再到技术密集,中国在产业升级路径上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但目前“遇到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我们通过对中国7个产业(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工业、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总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因此,“以市场换技术,很难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中国制造”的得与失,要放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观察,这甚至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金融危机爆发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是垄断在跨国公司手中的,它通过“两头通吃”的方式,把绝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垄断资本手中:一方面,跨国公司以“卖主垄断”排除了在最终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它同时在生产者市场上创造了“买主垄断”,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产品不断被压低。
这个循环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基本上都以利润形式,转移到世界经济中作为“中间商”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不仅没有增加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真实购买力,也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农民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制造”虽然干了很多活儿,但中国劳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
他说:“跨国公司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而且造成发达国家的内需严重不足,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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