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2)

　　专家 “用工荒”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傅允生教授说：“浙江中小企业多从事低附加值的产品，竞争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廉价劳动力。目前的经济状况说明沿海地区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获利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严峻的经济形势‘倒逼’企业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优化市场环境。让经过洗礼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转型升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

　　“用工荒”与“电荒”、“钱荒”、“高成本”、“高税负”等因素交叠在一起，凸显了企业生存与发展困境，同时也开始为中小企业进行重新洗牌，“倒逼”有潜力、有能力的企业在转型升级的阵痛中寻找新出路。

　　台州市光跃饮水设备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饮水机、净水器、汽车冰箱及各种塑料制品，目前公司生 产 的 净 水 机 塑 料 桶 目 前 占 全 国 市 场 份 额 的60%，年利润达25%。该公司董事长楼云光说，在2004年的时候，一方面人工成本和原材料上升，另一方面大量同类产品陷入低价竞争，让他已经嗅到了经济危机的“先兆”。

　　“痛定思痛，我们在当时就开始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创立自有品牌、研发特色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机械化程度。这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用工成本，本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一条流水线后，可能只需要几个工人。”楼云光说。

　　因为受到欧债危机影响，光伏市场需求骤减，全球光伏产业面临重新洗牌，但温州企业正泰集团的订单却一直在增长，国庆节都在加班加点，甚至出现了产能不够还要委托外在加工的情况。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这一方面主要受益于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扶持，另一方面正泰构建了全球化研发体系，比如等离子技术就做到了全球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实现了高端消费来持续提高光伏产业的效益。

　　“对于转型升级，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转型不是单纯转行，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要立足自身、立足本地区，保持自己的优势，通过技术创新、营销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努力从附加值低的服务向产业链高端升级，实现产业发展。”南存辉说。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要改变“就业难”，一方面要继续改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促使其进一步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并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寻求新的就业增长点，同时加强低端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要缓解“用工荒”，则要引导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并引导劳动者“体面就业”，让劳动者拥有稳定职业、享受尊严就业，并实现劳动者的就业保障和社会关怀。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社会学家杨建华认为，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强就业引导、提供相关就业培训，一方面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技术需求对接，另一方面鼓励大学生到产业一线就业。“企业从低端产业向高端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必然趋势，技术和管理工人的素质要求会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引导，未雨绸缪。”杨建华说。

　　来自黑龙江的赵月2001年毕业于嘉兴学院，同年就来到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从一线工人做起，2006年就已经成为该公司生产部经理。“政府要鼓励大学生到产业一线就业，大学生自身也要改变‘宁要单位1000元，不要企业3000元’的不恰当职业理念，同时企业也应该完善用工机制、提供上升渠道，让工人有盼头、有希望。”赵月说。

　　转型路口的农民工：有技术不怕没饭碗

　　《经济参考报》记者眼前的万亮武看上去不过20岁，但据他讲，现在的温州玉百合鞋厂已是他进过的第8个工厂了。

　　一边忙着将塑料鞋底放在着胶机上，一边讲述他打工以来的体会。来自贵州黔西南的他去过深圳、上海，但进厂就像“走马灯”，换了一个又一个，“没挣着钱，也没学到技术”。

　　2011年10月份，在同乡的介绍下，他来到现在的温州玉百合鞋厂。“暂时先在这里做到过年吧。”万亮武表示，老乡许诺的学技术根本没影儿，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忙着自己的活儿，没有人带，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

　　在外面闯荡了两三年，一个月2000出头的工资，除掉基本的生活开支，所剩无几。万亮武说，“年轻人，说什么也有些额外的花销。”追逐较高的报酬成了万亮武打工生活的主要内容，万亮武坦言，“以前较重的活也会去干，但现在，不会去了。”

　　不过，在万亮武眼中，打工能挣到钱的无非两种人“要么肯吃苦，干累活，省着花；要么就学点技术，靠技术吃饭”。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第一类人，但到目前为止，自己仍无一技之长。

　　“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形势不太好，等过了年，再看去哪儿。”万亮武说，“像我们这些没有技术的普工，企业离不开，但也不会太重视。”

　　在温州、宁波、杭州等地，许多普工表达了与万亮武相同的看法。2011年，浙江中小企业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中出现经营、生存困难“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企业的颓势让工人收入相较往年大幅下降，许多工人甚至不得不离开工厂，要么企业倒闭，要么工厂裁人。在一栋鞋厂楼的大门前，46岁的工人刘清习告诉记者，过去一个月，这栋楼里3家鞋厂已经关门，剩下的3家，也仅有几十名工人赶做原有的订单。

　　然而，在整个浙江，技术要求稍微高一点的企业都存在技术工人缺口，技工的工资“水涨船高”。看着这样的景象，人数众多像万亮武一样的普通工人感到迷茫，徘徊在继续追寻和提高自身技能的十字路口。在温州双屿镇一带鞋厂工作的刘永萍、何勇等多位工人同样茫然“回家过完年，或者去其他地方看看，或者学点技术再过来。”刘永萍说。

　　“回流”也成了当下许多人的选择。中国从东到西的梯度发展，让最初勇敢走出家门，到城市追逐梦想的打工者找到了“比较优势”，但随着国家战略层面的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转型升级，向东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回流”趋势，尽管刚刚开始，但来势迅猛。

　　来自四川成都的石晓燕是温州金蜻鱼鞋业有限公司的样品工，虽然工作轻松“但挣不到啥钱啊”。她觉得“以前，来温州就能挣到钱，有发展前途，现在，这一切都变了。”她的家乡周围，正在承接部分转移的产业，成为中西部制造业中心。

　　“重庆、成都现在也需要大量的工人。”石晓燕说“那边工资不比沿海地区低，最关键的是，生活成本要比这边低很多，而且离家近。”石晓燕在列举了诸多这样的“优势”后表示“过了年就不来温州了，去重庆。”

　　如果说石晓燕的“回流”只是在经济利益考量下做出的决定的话，那么周雪辉的回乡决定则更具普遍意义。

　　周雪辉是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注塑车间统计工，她来自湖南湘西，到捷顺7年“没挪窝”，由最初的“外协”(做不完的单子拿到外面去协作)一步步做到现在的文员，工作轻松，收入稳定，每月有两千六七，而且丈夫孩子也都在嘉兴。

　　但即使这样，周雪辉还是和丈夫商量在丈夫老家四川的一个小县城买了房。“等房子装修好就回去，固然有生活成本高的因素，但我们出来打工就是想着挣点钱回家去。”周雪辉表示，在外面待的时间越久，年纪越大，越发现金钱不能替代亲戚朋友的关系纽带。而且，现在回家去，也能找到干活的地方，不比当年，只有到东南沿海才能找到挣钱的地方。

　　同周雪辉一般年纪的外来务工者，现在都已在外闯荡多年，少部分成了地道的城里人，在曾经打工的城市成家立业。大部分人还是和周雪辉一样，在劳作多年的城市找不到归属，转而回乡。

　　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许多人经历了人选厂、厂选人的“过山车”式交替，“求变”也成了农民工和企业积极寻找机会的共同选择。来自江苏南通的殷立平虽已有了一门吃饭的手艺，但现在正忙着学习新的制鞋上胶技术；建筑工人周成伟年届五十，干了多年小工，如今正在学习电焊……经历经营困难的浙江企业正在转型升级和完善劳动保障两个方面求变，谋求员工与企业一起“升级”。

　　来自甘肃的何生财被所有同乡看成榜样。技校毕业刚两年，他已是杭州下沙一家企业的技术骨干。“两台机床，都得他看着，离了他别人弄不了。”同在一厂的同乡王健说。

　　而在何生财所在的那个小县城，许多父母将孩子送进技校，经过两三年的培训，再到跟学校签有协议的东部工厂来打工。“他们有技术，能够接受新事物，企业有培训、学习机会，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浙江芙蓉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林说。

　　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杨晓华介绍说，现在全公司800多名员工，流动率较低，控制在10%以内。“许多是公司成立时就招来的，后来就是老乡带老乡。”随着捷顺的发展，学历工资、在职培训、社会保险、工龄奖励、上升通道等劳动保障制度逐渐建立“用工荒是相对的，关键是留得住人。”杨晓华说。

　　像捷顺一样，注重与员工一同成长的企业逐渐增多。在“中国泵阀之乡”温州瓯北，浙江欧拉姆阀门科技有限公司，虽然把以前的车床换成了数控机床，但工人一个没裁。“员工是企业的财富，无论企业设备怎么更新换代，终归需要人来操作。”欧拉姆董事长金志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