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醉驾”之重典难用于食品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审结涉及各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278件，判处罪犯320人，但目前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对该工作报告审议时，有人大代表提议，应仿效惩治醉驾的手法，在全国上下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治理活动。

　　用治“醉驾”之道，打击猖獗的食品犯罪，这固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治理方法。“醉驾入刑”之背景，也是醉驾屡害人命之严峻事实。启动“重刑化”，把非罪之违法行为上升为刑典明罪，并加大刑事惩罚力度，或对本为轻罪，升格为重罪，加重罚金和加长刑期，以震慑交通犯罪，遏制醉驾行为。音乐人高晓松成了“酒驾入刑”第一人，高晓松的快速定罪入狱，警示了所有可能的酒驾者。今天有代表提议以“酒驾”治理经验，推广到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中来，其提议之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然而，纵览我们的食品犯罪法律，目前基本不存在需要“入刑”的违法行为，也不存在需要“重典化”的犯罪行为，我们的食品犯罪法，应算是世界上少有的最严厉的法律，从其保留死刑的刑罚就可窥一斑。这些客观事实注定了“醉驾”治理之道与食品犯罪治理之法，并无可耦合之基础。另一方面，“醉驾”之认定，可通过简单检测手法按血液或呼吸中酒精浓度来即时判定，与食品安全领域中要需复杂检测与精密计算而耗时的测定方式，也不在同一等级上。

　　从执法上看，“醉驾入罪”后效果立见，其主因是法律实施之日交警通过统一大检查，通过主动检测，一时抓捕了一批“顶风犯罪”的醉驾者。但“运动式执行”终究不是常态，“运动式执法”常会沦为“犯罪放假期”，等风头一过，又开始泛滥起来。正如今天“醉驾”一样，随着“设岗检测”等退出后，醉驾现象又有抬头之势。去年，公安部门针对食品犯罪，也比照治理“醉驾”的“严打”，发起了“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正如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地沟油”还未除尽，又闻“致癌奶”、“问题蛋”等食品丑闻。

　　事实上，食品安全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得有个非常精细和长远的设计方案，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食品管理体制、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执法这三大层次上，从微观上不仅涉及“入罪”等刑法问题，也涉及“入民”的民事诉讼问题，不仅涉及检察机关及其他部门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诉”的制度设计问题，也涉及民事法律层面上如何让“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消费者拥有充分的民事请求权问题。很多被不安全食品伤害的消费者，往往因“伤害”一时无法测定而诉讼无门，或诉讼成本畸高。

　　依笔者之见，我国食品安全首先应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然后改革体制，消除“多头管理又管不好”的弊端，强化食品及药品标准，对食品建立来源“回溯制”，允许公益集体诉讼，对现有针对食品犯罪的刑事法律应认真执行。不除体制之弊寄望于“轰轰烈烈”行动，非长久之道。

　　(和静钧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