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图）

王辉 摄

　　中国经济体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如何更好地驾驭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何走上更富活力的经济增长路径？

　　10月17日，林毅夫、李稻葵、白重恩等10余位经济学界的高端学者汇聚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经济结构调整：中国与世界》，论道中国经济。

　　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到中低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还能不能持续？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认为，中国现阶段仍需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中国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而中等收入陷阱则并非必然。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有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旧模式已成为掣肘，不宜增加投资率，而需要努力改善投资的效率。

　　林毅夫：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现阶段仍需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

　　林毅夫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现阶段仍需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比照日韩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的经验，中国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林毅夫提出，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以增加需求。

　　林毅夫称，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两点建议。

　　首先，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釜底抽薪消除收入分配不均、储蓄—消费不均衡和内外不平衡。发展能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服务的地区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提高资源税费水平，放开民营企业向电信、交通等垄断行业的准入和竞争。

　　第二，政府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对位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按“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所倡导的“两步六法”来利用后发优势。对接近或已位于世界产业链前沿的产业，按发达国家的做法，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上按专利保护、支持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行政指令等方法支持。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据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林毅夫强调。

　　白重恩：需要努力改善投资效率

　　“长期而言，中国的确还需要更多投资，但短期内投资增速过快，投资效率必然受到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是投资激励还是消费增长？

　　林毅夫的观点是投资，因为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和需求，让人们用收入进行消费；投资还可以提高未来生产率。只要经济发展可持续、具有包容性，符合比较优势，增长率越高越好。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将市场作为基础性制度同时，强调政府作用。这正是其观点在国内引发争议之处。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693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5%，实际增长18.8%，增速比1-8月提高0.3个百分点。

　　白重恩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有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旧模式已成为掣肘。

　　“长期而言，中国的确还需要更多投资，中国人均资本占有量确实较低，但短期内投资增速过快，投资效率必然受到影响。”

　　白重恩说，真正要判断投资是否太多，要看投资是否可以带来回报。投资回报率从1993年的15.7%下降到2010年的5.1%。显示投资效率已经受到短期内投资增速过快的影响。因此，不宜进一步增加投资率，需要努力改善投资的效率。

　　白重恩认为，资本配置的很多问题也影响投资效率。例如，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赚钱很容易，就不会有很强的进取心来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白重恩强调，国企需要更多投资和要求有更多分红，并不矛盾，反而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白重恩指出，当企业不分红时，就有大量资金，投资不需要从市场上筹集资金，用企业内部的自由现金流投资，就不会很认真地考察投资会带来多大效率，因为不受到外部约束。如果在分红的同时，可以从市场、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进行投资，效率将更高。

　　李稻葵：居民消费率并不悲观

　　“数字显示，消费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在下降，然而居民消费的统计可能存在系统性的误差。”

　　经济学界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必须围绕着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对外依赖，以及提升居民消费比重等方面来下功夫。

　　然而，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显著下跌，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降到了33%。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研究发现，居民消费率并不悲观。

　　“数字显示，中国的消费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在下降，然而我们发现，在居民消费的统计上可能存在系统性的误差”。李稻葵如是说。

　　他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调整的迹象和趋势。分析其原因，李稻葵首先提到的是中国对外经济的再平衡和国内消费的逐步上涨。

　　李稻葵表示，通过更加全面的测算，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出现明显上升，平均每年上涨0.5%-0.6%，同时近年来中国外贸顺差的顶点是8.8%，去年降到了2.53%。经常账户的顺差，最高点是10.13%，降到了去年的2.8%。

　　李稻葵列举的另一原因便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工资率开始上涨，劳动成本上涨，企业对外竞争力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上涨，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出现逆转。

　　这一系列的结果都带来了消费上涨。

　　李稻葵称，外贸顺差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出口增速的下降，更多的是进口的加速。这表明中国内需的上涨事实上是外部结构改善的主要原因，内因是外部失衡缓解的主要因素。

　　但在李稻葵看来，尽管居民消费率并不悲观，但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旧的增长机制逐步退出，包括出口和房地产；而新的增长机制，包括消费，还不能起到拉动作用。

　　由此得出一个推论就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应该适当放缓，同时必须加快制度方面的改革，让经济增长能够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制度基础。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对此持相同观点，并提出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率、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保持合理的资产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

　　■热点话题

　　如何调整

　　社保缴费率？

　　白重恩教授认为，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分配，中国社保缴费率过高，影响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应降低缴费率，由国企分红支持社保，国企退休人员的负担由全社会来承担。

　　白重恩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5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些地区更高。

　　在高缴费率的同时，又伴随着低参与率的情况。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是最主要的原因。除居民部门经营性留存、财产收入占比均有下降外，再分配过程也减少了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

　　他说，在17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社保名义缴费率位列13，处于较高的水平。

　　“社保缴费挤占了员工的劳动报酬，不利于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可能减少了总体消费。”白重恩认为，再分配过程中更主要的是社会保障。一方面是降低缴费率，一方面是利用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中国的社保体系目标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因为强制缴费率太高，这个原则很难实行。

　　他认为，社保的改革方向首先要大幅度降低强制缴费率，真正做到广覆盖和多层次，但也要设计一个过渡方法，让现在养老金较高的人不因为改革而受到影响。　　●南方日报记者 龙金光 实习生 李旦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