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以结构性改革为主

　　【导读】多位学者呼吁中国应该加快结构性改革，避免同时出台过多短期刺激措施。经济之声评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以结构性改革为主。

　　中广网北京1月17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经济学人》杂志主办的第二届"领军者系列：中国"峰会，因为汇集了多位银行及金融业高管、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的精彩观点而备受关注。多位经济学家在昨天的峰会现场呼吁，中国应该加快结构性改革，避免同时出台过多的短期刺激措施。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的观点是，尽管现在不是快速改革的最佳时机，但仍要加快改革速度，首先要控制好物价，其次填补外部需求下降空缺，并由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政府应该投资基础设施，而不是投资房地产。对于美联储去年相继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陆挺认为，短期应对措施是不打货币战，以维持国内物价稳定为主；长期措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及汇率改革等。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说，量化宽松的本质不是挑拨货币战争，而是希望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但是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本国货币就会贬值，确实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一些冲击。不过，竞争性货币贬值只是短期有效果，长期来看大家都是受害者。所以，应当进行结构性根本性改革，释放经济应有的活力。

　　《央广财经评论》本期嘉宾：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推进结构性改革要抓住重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环境改革、金融体制改革。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改革，您持什么样的观点？我们是不是已经迎来"结构性改革"的好时机？

　　向松祚：过去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都是结构性的改革。过去十年有许多改革，比如说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比如说我们为民营资本、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准入的市场竞争环境。这方面的改革确实进展不如人们期望的那么有成效。很多人对这个改革的进展不是很满意。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在2012年出现了一些非常突出的变化，这些变化重点体现在，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格局越来越凸显。这样会严重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迫切。

　　我们当然要抓住重点。

　　第一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特别是我们如何来扩大中产阶级，鼓励个人创业、创富，缩小低收入阶层在人口中的比重，同时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是收入分配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的大问题。

　　第二个结构性的改革，真正的创造出所有的资本在各个行业里都能够公平准入、公平竞争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保障产权、保障法制来保障所有资本的同等权益。

　　第三个当然就是金融改革。大家对金融改革有很大期望，其实过去十年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有一个亮点的话，这个亮点应该是在金融领域的改革。过去我们金融领域的改革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包括中小银行的大规模发展，包括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等等。未来这些改革还会进一步的推进。我想所有的改革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结构性的改革。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的观点认为，不要同时出台过多短期刺激措施，因为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对消费的长期支持政策。比如说像2008年和2009年出台的支持购买汽车的支持政策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的问题。所以大家也在探讨是不是透支了未来的业绩。哪些才是我们长期支持的政策，现在采取的都是一些短期的刺激吗？

　　向松祚：金融危机以后，当时出台一些临时性的举措，比如说汽车下乡、家电下乡，对于挽救金融危机短期的效应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为了推进中国的消费，从长期来讲，应该是要建立长效的促进消费的机制。促进长效消费机制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核心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大面积的发展，核心是保障所有居民有公平的就业机会。收入的不断提升是提升老百姓的消费水平的最核心的力量，短期的措施当然有一定效果。比如我们对低收入阶层提供一定补贴，在过去几年我们通过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解决一定的国内需求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老百姓收入不断的提升，才是解决我们国家国内消费，和解决整体经济增长持续动力的根本的举措。

　　中国跟欧美的结构性改革不一样 城镇化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结构性根本性的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应该着眼于哪些方面？如何来进行？

　　向松祚：昨天在峰会上有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他们讲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改革不仅仅是讲中国，就是讲全球。因为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些国家需要大规模的长期的结构性的调整，如何降低赤字，降低债务让他们的债务财政回到正常轨道，这个需要一个漫长艰苦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讲的结构性调整也是多方面的。一个层面就是城镇化，为什么十八大报告里提出城镇化是未来刺激内需、扩大内需的一条主线，其实城镇化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个结构性的改革问题。前面我讲了这几项重大改革，从城镇化来讲，我们起码还有两项改革是需要大力的去推进，而且还要去做一个总体的设计，那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有城镇的公共服务的包括教育、医疗、社保这些改革，这些改革当然都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

　　这个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过去我们二元经济的结构，解决城乡差距，解决未来城乡一体化的问题，所以这些结构性的改革在中国可能与西方与美国、欧洲他们所讲的结构性改革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都用这个结构性改革的词来形容。

　　未来对于中国来讲结构性的改革核心是要解决城镇化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城乡的差距，比如说农民的市民化，比如说农业的现代化，比如说农村土地的流转。这些都是需要结构性改革的配套才能够实现。这个结构性改革是艰巨的，而且充满风险。

　　美国债务问题对中国影响巨大

　　昨天参加峰会的经济学家们也发表了观点，说美国坠入财政悬崖的可能性很小，中国不必要担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美国不会坠崖，但是如果美国坠崖，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的中国必定会亏损，中国应该说服美国放松对华的出口管制，增强对美的出口，两国实现贸易平衡。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效果好像不太明显，您觉得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办法？

　　向松祚：从现在来看，财政悬崖短期已经得到避免。当然到2月底、3月初美国的国债上限又要达到，国会两党还要辨论是否提高债务上限。美国的债务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美国的债务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揽子全部解决。量化宽松，美联储来买美国的国债仍然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最主要的一个方法，也是美国债务货币化的基本途径。这种途径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量化宽松使得全球都面临着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第二，资本流入对人民币升值，热钱流动对我们的经济体系、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冲击。第三，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至于说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性的矛盾，也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的。当然现在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希望美国能够放宽对于中国出口，解决保护主义，更好的保护中国出口商和投资商在美国的利益，我想这个办法美国也在做。当然美国有它自己的国策，对于我们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到美国去投资，它是有所顾虑甚至有所限制的，金融企业到美国去也是有所限制的，这些方面的政策需要通过未来多层面的对话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