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高价盒饭的“贵族化”根源

　　毕晓哲

　　高铁盒饭价格过高问题，近年来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高铁盒饭价格缘何居高不下呢？究竟是盒饭企业垄断化经营，还是盒饭的成本高？这都需要高铁相关部门公开透明，算出明细账。在从事多年快餐餐饮人士的帮助下，媒体调查发现，按照高铁出售的快餐份额比例，20元的包子套餐，成本在6元左右；45元的杏鲍菇炒牛肉饭，成本最高16元；而15元套餐的成本仅为5至7元。

　　高铁上的高价盒饭被公众诟病多年，近来再次被推上舆论浪尖。一份15元的套餐成本仅为5至7元，45元的套餐成本不过十五六元，利润高达100%，堪称“天价”。公众为何对此质疑或不满？而公众和消费者为何对奢侈品商店的更加暴利的“天价奢侈品”却少有质疑？一些人可以极大方地购买可能利润不止数百倍的“包包”，却为何对数十元的高铁盒饭指责不已？根源就在于，同样是高价的商品，但属性和定位各有不同。

　　奢侈品属于完全市场化的产物，其价格再高也不具有公众属性或公众保障产品的属性。而高铁上的商品尤其是包装水、饮料和盒饭等，实属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公众必需的消费品。高铁盒饭“公共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其带有的普惠大众的天然属性，但其销售到乘客手里时却完全遵循的是“天价”和“奢侈”的价格，这必然带有巨大的矛盾性和相互排斥性。

　　高铁高价盒饭赢得了很高的利润，却丢掉了其公共保障属性服务大众的真正内核。这样的现实就是，表面上的带有公共属性的“高铁盒饭”，实际上走的却是“贵族化”和“奢侈化”的路线，过多的考虑的是企业本身的赢利和利润，而较少地考虑国家和社会给予其的恰当定位。也就是说，高铁盒饭披的是“公共服务”的外皮，行的却是疯狂攫取利润的“奢侈品”内核。这样的“人格分裂”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公众焉能不满？

　　高铁盒饭获取了事实上的高利润，与高铁商品监管和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囿于公众和舆论压力，会更多地关注对于关系公众利益的“水电气暖”等等公共产品价格，且多年来的证明是有效的、公众也是基本满意和接受的，遗憾的是，地方政府的价格管理和公众价格调控之手，却无从指导和及于高铁商品。这是高铁公众产品属性的天然缺陷，也是政府调控价格事实上的“漏洞”。

　　高铁在管理上属于央企系列，可以有一定的市场属性。一方面，高铁运营的确需要利润，而“越高的利润越好”又成为上层有关方面评价高铁政绩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却是管理与价格调控上的“失责”。这是由高铁运营管理的特殊性、垄断性决定的，也是高铁盒饭天价的根源。

　　要让高铁盒饭价格变得亲民，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打掉高铁盒饭的“贵族习气”，让管理和调控机制更多些贴地与亲民。其一，应该让高铁上的商品价格适当与地方经济收入水平挂钩。整体上衡量各地居民收入水平，按照运行路线地区和区域设置高铁盒饭等消费品合理的政府指导价，这是遏制超高利润的最有效方式。

　　其二，政府之手不过多干预，也可以采取充分的市场竞争方式解决，核心举措之一，就是剥离事实上的“天价盒饭”与高铁乘务人员的利益关联，让乘务管理人员的收入与盒饭等商品和服务的收益脱钩，让市场竞争兼顾公平公正，商品才能更接地气。让真正质量优、价格相对廉的盒饭运营商进入高铁，公众才能不被高价盒饭“痛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