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插甸乡上沾良村热闹非凡。这一天，34户农家分别从中国扶贫基金会手中各领到了2000元捐款，捐款人是福建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曹晖父子。

　　这样的情景目前正在西南五省干旱重灾区出现。10万贫困农户，每户都能领到2000元的捐助，总额达2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次性个人公益捐赠。

　　首开监督先河

　　与以往所有的捐助不同，曹氏父子这次捐助虽然是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的官办机构发放，但后者是捐助人的执行机构：曹氏父子事先与后者签订了极为“苛刻”的合同，规定了严格的发放程序和监督抽查机制，甚至处罚条款。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发放善款，曹氏父子则成立抗旱扶贫善款管委会，并与各省扶贫办搭建联合执行团队，对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负责。

　　曹氏父子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全部都接受了，包括只允许基金会收取3%的管理费用。

　　“我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项目的准确率达到99%以上，如果差错率超过1%就罚款，而且我们会是概率抽检。还邀请了央视的经济半小时来免费监管，如果发现不三不四的事情，就直接拿去报道，也欢迎所有媒体的监督。”曹德旺自豪地说。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的介绍，按照这个被他们称为“全程透明公益”的新模式，双方将共同建立项目管委会及办公室，依托现有的扶贫系统，将善款下发至旱情严重地区。

　　按照协议，扶贫基金会将收取2亿善款中的3%，即600万元作为项目需要的管理费用，远低于目前国家规定的10%的水平。而且如果到期未能发放，捐款人将收回资金。

　　“我不信任他们，我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曹德旺如是说。

　　捐助人渴望透明

　　曹德旺对官办基金监督捐款用途的做法，背景是目前中国的慈善捐助使用透明度低、捐助人难以获知和追踪使用情况。

　　著名财经人士段永平指出，这三四年来，中国慈善软环境有很大的进步，但整个慈善系统与制度建设还是有大量缺失环节，同样的善举践行起来仍要比在美国做来得劳心费力。捐款捐物去向不透明，是其中重要一个表征。

　　段永平说，早前他就职的小霸王、步步高，曾为华东水灾等自然灾害捐款，但从来无法获知捐款去向。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在美国看到国内政府号召捐赠睡袋与帐篷，领事馆承诺免费代运物资回国，就派人在美国四处收购，花50万美元买了三四万个睡袋与帐篷，用货车拉到洛杉矶领事馆，却发现对方在捐赠真实性、运费问题上纠缠不休。最后，段永平自己找了一家美国快递公司把这批物资运回国内，却又在海关停留很久后不知所踪。

　　目前，中国的捐助模式，大多数都是捐助人向公募机构捐款捐物之后就完事，后来的如何使用与其无关。

　　至于曹德旺，作为资深的捐赠人，多年来的捐助，使他深悉其中的问题。在遇到诸多的事件之后，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善款，曹德旺无奈地选择了自我承担所有项目。自己组建团队，找工程队，自己做设计施工，修道路、盖学校、盖公园。做得多了，项目的花销就烂熟于心。

　　一方面，捐款捐物使用不透明；另一方面，还存在捐助人诚信问题。

　　官募私募之争

　　慈善捐款的使用，究竟该由政府主持还是由民间团体自发运作？私募基金内在动力积极而进入门槛高，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慈善事业一个突出矛盾。官方认为私募机构不可靠，只有通过官募机构，捐助人的捐款才能免税；而捐助人对官募也同样不放心。

　　曹德旺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由于捐献金额不断地升高，曹德旺成立了以其父名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因涉及全面要约收购，后改捐为58.8%)投入基金会。以股权募捐成立基金会，成为国内慈善领域的一次新的突破。

　　但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民间慈善组织团体的成立需要上报民政部门，在基金管理上也要由金融部门来监管，因此，能否顺利拿到批复并成功运行至今还是个未知数。在近一年的僵持之后，基金会目前仍未能顺利成立。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以股权设立慈善基金会的先例，要改变现行规定并非易事，需要民政部、国税总局、证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协同解决。

　　曹德旺最终作出了妥协。他最新的计划是，先拿出2000万注册河仁基金会，然后把股票过户给基金会。

　　曹德旺感叹说：“现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准入门槛太高，而监管门槛又太低。国家应该通过立法，

　　成立专业机构，对捐款人和基金会都进行严格的监管。”

　　曹德旺成立基金遇挫。而更多的私募机构则受到许多限制，从而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比如私募捐赠不能免税、进入门槛高，信用度低等。

　　今年4月初，曹德旺通过减持福耀玻璃股份，套现近10亿元，但据曹晖说，光交税就交了1亿多。

　　对于“民间捐款变成税收”的批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指出“民间团体的社会信用较低，因此捐款由政府使用”，而“把善款纳入国库管理有优势，比如捐赠使用都有审计，不会出现挪用情况。”

　　关于此调查结果，王振耀强调“没有统计政府使用的捐款比例”。

　　此外，官办基金会运作效率低，收取的管理费比例很高，有的达到捐赠资金总额的10%；而曹德旺通过和中国慈善基金会签合同，将管理费压缩到3%；段永平夫妇的“心平公益基金”2009年总开销接近1900万元，管理费占总支出金额的比例低至3.08%。

　　一家知名企业的创始人曾以他的名字创立了一家基金会，但是事后人们发现，这个原先承诺用于慈善的资金，竟然陈仓暗度抵押给摩根士丹利来换贷款。

　　章子怡“捐款门”爆出后，明星捐款成为瞬时热点，一连串的明星也受到了波及，明星信任危机又一次爆发。

　　捐款不免税的尴尬

　　4月2日，曹德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出售所持有的福耀玻璃集团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000多万股，缴完一亿元税后，所得8.9亿多元人民币。为了补个整数9亿元，还另外加了几百万现金。”

　　曹晖说，9亿元全部用于慈善捐赠，包括1亿元捐赠玉树地震灾区，2亿元人民币用于旱情严重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市(自治区)；还有6亿元也均用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奇正藏药集团董事长雷菊芳曾指出，一些捐资企业没有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优惠，是因为对捐赠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很清楚，税收筹划意识不强。

　　针对这样的情况，专业人员介绍了捐赠的注意事项。

　　首先、企业要寻找合法的捐赠机构。国家允许的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

　　其次、企业要与这些机构达成协议，获得有效凭证，才能合理避税，企业拿到的民政局等证明无效。

　　第三、企业要将捐赠款项汇入专门的账户。大额捐赠不能以现金形式支付，需要以支票等形式汇入专门账户，如中国基金会的捐款需要有专门的支票，以银行转入银行的形式进行。企业要尤为注意，以免被不法之徒钻空子。

　　第四、捐款的使用也受企业监督。向红十字捐赠，企业可获得缴纳企业所得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此外，《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专家指出，根据这个条例，对纳税额较小的企业，通过公益捐赠来调节企业所得税，既对社会公益有所帮助，也可获得更多的企业利润。

　　捐出了，就不能回头

　　曹德旺没有简单地把慈善等同于捐款捐物，而是试图打造一个独立运作、活水长流的民间慈善基金。

　　按曹德旺的勾画，这个基金的功能将是行善和济贫相结合，其中，行善往往是一次性的直接举措；济贫则力图创造出一种持续化的新模式，令获益者得到一种“借船出海”自我谋生的发展机会。

　　曹晖比喻说，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成立基金会就像打一口井。捐钱的话，钱花完就没了；如果有基金会，就像给人家打了一口井，今天提两桶水，明天需要时还可以再提两桶。相比现金捐助，基金会能够更稳健地做慈善。

　　在最初设计“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架构、运作方式时，曹德旺请了很多律师和商界的朋友为他做参谋。后来，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为他本人设计了“保护性”措施——即在特定情形下，曹德旺有权动用基金里的款项。

　　“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捐出了，就不能回头。”他说：“如果产权不清，到时候我的子孙还会和基金会发生财产纠纷，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现在，曹德旺自己为基金重新设计了一个方案。

　　“我得告诉我的孩子，这笔钱与他们无关。”在曹德旺的心里，有一个最大的愿望，“那就是看到我的孩子将来手里没有一股福耀的股票，但他却是福耀的掌门人。”

　　这个最高理想是曹德旺参观完丰田以后萌发的。“我对丰田公司始终都很崇拜，丰田人告诉我，丰田家族持有丰田的股票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几，不到百分之一，但是今天的社长丰田章男是第四代孙子。如果我的子孙能够像丰田家族那样，那我会很满足。”（记者 李富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