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70个大中城市去年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这个统计数字,因与百姓的直观感受相差甚远,引起代表委员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坦言,现行房价统计存在缺陷。
这不是统计数字首次遭遇信任危机。“数字迷局”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统计数字的公信力?
“房价上涨1.5%”为何“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
今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称“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这个按照惯例公布的数字往年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而今年的数字公布之后,引起了代表委员和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有人调侃地问:“是不是点错小数点了?”
查阅往年统计公报可见,“1.5%”创造了近5年来房价涨幅的最低记录。但在人们直观感受中,去年5月以来许多城市房价节节攀升,有些城市房价甚至翻了一番,与统计数字形成天壤之别。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高呼:“绝不可能,这个数据太不负责任,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
在全国两会上,“房价上涨1.5%”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几次被媒体围堵追问,坦言现行房价统计存在缺陷。5日下午,马建堂主持召开房地产价格统计座谈会,再次表示要改进统计制度和方法,提高房地产价格统计数据的质量,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代表性和可比性。
统计数字遭遇信任不是第一次发生。比如,我国省级GDP总和超过全国的现象由来已久。今年重庆市两会上,10多位人大代表质询统计局:为什么统计局公布的全市月平均工资高达2000多元,而多数人觉得自己的工资达不到这个水平?去年还有大学生在网上发帖,称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让没就业的学生千方百计签下一份就业协议,这就是所谓的“被就业”。
来自重庆市的全国政协委员王川平说,有些官方统计数字让人不敢相信,市场机构的数字往往又不权威,虚虚实实的统计数字真让人无所适从。
统计数字为何频频“失真”?
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为何常常与人们的切身感受不符?王川平委员认为,原因之一是统计制度和方法过时,二是部分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而造假。
“一些统计方法是几十年前制定的,现在还在套用,怎么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隆鑫集团董事长涂建华说,以“被增长”现象为例,平均工资的统计范围是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没有把私营企业纳入,而私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偏低,但数量占到全市企业总数60%以上。
对于房价统计问题,马建堂在房地产价格统计座谈会上表示,现行房地产价格统计制度和方法确实有缺陷:一是基础数据来源基本靠房地产企业填报,而企业统计人员经常变动;二是对因房屋种类、地区、地段、楼层、朝向、时点等因素而差异较大的样本进行综合平均统计,过度消除了价格变化。
农民收入也是被质疑较多的数字。云南省昆明市福保村委会主任杨明代表介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填报,跟真实情况会有误差,比如有些地方橡胶、茶叶等价格大起大落,但农民收入的影响反映不出来。
针对我国地区GDP总和超过全国的现象,发展改革委有关报告认为其原因有:我国实行GDP分级独立核算制度,容易导致地区与全国数据产生误差;对跨地区生产经营的企业可能存在重复统计等。发展改革委坦言,GDP被广泛用于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有些地方过于注重GDP等指标考核,对统计数字核算不严格,许多指标如GDP、就业率等难免有虚报之嫌。有的地方不顾实际,对GDP等指标层层加码,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数据质量必然大打折扣。
如何提高统计数字的公信力?
“在网络和通讯发达的时代,官方统计数字都被放在公众视野下反复审视,如果与公众感觉相差很远,将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程慧芳说,统计数字影响政府决策,很多数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确保统计数字真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何提高统计数字的公信力?有关专家认为,首先要改进统计方法。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说,国外房价统计大多采用中位数,不像我国现在采取的是平均数,其中包含众多价格变化缓慢的政策房,对此如果不加以改进,房价统计数字与民众感受恐怕总是会有偏差。
发展改革委的有关报告表示,为改善统计数据质量,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建议部分服务行业统计调查制度,对建筑业增加值实行统一核算等。报告认为,实行分级核算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地区GDP总和与国家数据不衔接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尽快从分级核算过渡到统一核算。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少阶建议,要严格依法统计,加大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力度,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类造假行为进行严惩;二是积极推进统计制度和方法改革,尽快采用国际通行的“下算一级”核算办法对GDP数据进行统计,抓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DP方案。
王少阶还建议,坚持以人为本和实事求是原则,尽快调整调查口径与调查对象;加大公众对统计工作的参与度,可考虑建立专门民意调查部门,鼓励民间组织、第三方机构参与,以强化统计行政监督。(“新华视点”记者伍晓阳、刘健、李亚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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