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因群体的盲从导致的浩劫一再发生，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盲从酿成的危机更是频频，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盲从”这宗罪多检讨一点。

　　盲从在股市中的角色及其影响的轨迹，我在北京大学的汇丰商学院指导一些双学位硕士生曾做过一个时间序列分析。跟踪了两年(从2006年7月初至2008年6月尾)，其间刚好沪深股市经历了罕见的大牛市与罕见的大熊市。在一家全国性大券商的数据支持下，我们得到了两万个散户的随机样本在整个两年周期内逐日的交易数据，分析结果和我们预期的一样，个人在市场里高度互动，氛围合适时便倾向演变成盲从，其间个人要维持其独立思考很不容易，至于如何审时度势，以便更好地扩大自身利益，就更难乎其难了。

　　我们常常听到“昨天大跌，XXX亿财富一夜之间被蒸发”之类耸人听闻的惊呼，但几乎没有听到过“昨天大涨，XXX亿财富一夜之间被臆造出来”的警告。其实后者的提示很有价值，也更真实。只因没有哪个股民愿意听，这打击收视率，媒体不作如此报道。就此一层，不难明白，所谓“信息不对称”乃来自于人性的偏好，原本就是不对称的。而在这类契机出现时，定会有一些高手来教训盲众的，不妨把他们称为股市的“佐罗”。他们虽无“劫富济贫”的高尚，对“股市群体盲从症”却是一种有力的针砭。

　　“市场先生”(借用巴菲特和格兰汉姆的概念)在太得意或过于失望时，会成为“佐罗”们“反其道而行之”的参照物：在股民陷入过于贪婪或过于畏惧的状况，证券价格和企业的内在价值就有了显著的背离，市场上就会出现风险缓冲厚实、盈利前景宽广的价值投资良机。据索罗斯的儿子自述，索罗斯是个天生的佐罗。索公子告诫说，别听他老爸胡扯什么“反射性理论”， 老索天赋的异禀是，钟摆即将回摆、行情丕变的前一刻，他的背会剧烈地疼痛起来。这成了他判断市场盲从是否到了极点的根据。

　　那么其他那些不具备索氏异禀的佐罗们，又如何行事呢？要成为佐罗，过人之处是摆脱“盲从”的人性，而不在技术和智慧上。我这里来介绍两位身手不凡的新佐罗。

　　第一位是52岁的约翰·鲍尔森，原来籍籍无名，在CDS一役中成名后，在全球投资界已是尽人皆知。为了不和前美国财长汉克·鲍尔森混淆，这里称他作J.P。 J.P狙击市场的盲从洪流，2007年个人赚得40亿美元，替他的基金另外赚了50亿。J.P的事例在两个月前出版的新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操盘手》里有详细报道。

　　2006年初，J.P对次贷衍生品刺激下房价狂涨深感不踏实，和他一位新雇员P聊起他的顾虑。P当晚花了几个小时搞出一张图表，次日向老板解释其顾虑是很有理由的：1975年至2000年美国房价增长年率刨去通胀后只有1.4%，但在此后的5年，年增长竟达7%，大约要下跌40% 才能回归到历史的“理性水平”。而按以往房市的经验，这类回归往往要跌穿回归线方肯罢休。

　　J.P 如获天启，立即着手实施狙击计划。他的方略没有任何创新成分，技术上也简单之极：买进价格低得荒唐的次贷抵押债券的违约保险产品，因为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其违约概率极低(有种说法是十万年还不一遇)。有趣的是，他把想法向潜在的投资人说明，包括德意志银行、贝尔斯登、美林、高盛，还有他母校的哈佛投资基金，几乎无不遭拒；拒绝的理由是，如果J.P的思路不生效果的话，一年有可能亏损到8%。2006年夏天，J.P终于凑了1.47亿美元——他自己和亲朋的钱，开始运作。刚要起步时，高盛一位大牌经理来访，细听了J.P的方案后连连摇头。那位大牌刚走，J.P马上下令，坚定不移，继续大买。这下显出了“佐罗”的本色：唯有众人、尤其是顶尖的聪明人皆醉，独醒才有大赢的机会。

　　果然，2007年2月，J.P的基金获利就突增至66%， 7月更高达76%。跟着J.P干的年轻人P也赚得了自己的“第一船金”：2007年他和太太外出度假，太太在提款机里突然发现他们的账户里多了4500万美元——先生年度分红的第一笔奖金，她还以为银行错误地多打了两、三个零呢！

　　J.P能不能继续他的佐罗传奇呢？他认为下一个狙击的目标应该就是美元，而做多的是黄金。但他的很多客户并不认同，并提款他移，令J.P的基金规模缩小不少。但J.P坚持黄金在今后三、四年里将有惊人表现。我们且拭目以待。

　　第二位新冒尖的佐罗是泰伯，他与J.P殊途同归。J.P的狙击是在贪婪横行的关键时分，而泰伯则是在畏惧弥漫的当口果断进击。泰伯创立并掌管的基金(Appaloosa)2008年亏损了25% ，这在危机时期尚居中游水平，趁着市场普遍畏惧，交投冰洁，投资人纷纷跳船之际，他毅然亮出佐罗之剑，结果败部复活，高奏凯旋。泰伯在2009年2-3月间的果断进场，以三元钱买入美洲银行、一元钱不到买入花旗集团，并买入20亿美元之多的商业地产抵押债券，其价格当时已低得惨不忍睹…… 泰伯2009年的业绩是，基金获利70多亿美元，他个人红利超过了25亿！ (孙 涤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