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叶戈尔·盖达尔，这位正值壮年的俄罗斯前代总理，因突发脑血栓去世了，享年53岁。2009年的逝者名单中，不得不又加上这么一位重量级人物。虽然他生前毁誉参半，甚至毁多誉少。

　　盖达尔的恶名源于当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这个改革，导致数百万俄罗斯人的储蓄贬值，改变了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但也完成了该国经济主体的私有化。其中的是是非非，后来人已经评说的足够充分，甚至大部头的著作亦可谓汗牛充栋。当然，抨击盖达尔和他团队作为的声音占了主流。以至于盖达尔自己不得不在两年前出版《帝国的消亡》一书，为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做法辩护。

　　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盖达尔的确有其苦衷。一位36岁的职业经济学家，被一个自己根基尚且不稳的总统，任命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代总理；这个国家刚刚解体重生，90年来没有市场经济；短时间内，他要搞一场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运动。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没有太多的行政经验，没有强有力的行政官僚系统，以保证改革执行过程中的社会秩序。最重要的，顶头上司眼巴巴地指望他的改革成功，以稳固自身的权力基础。这样一个情形下，任何人都没有把握和资格说，自己会干的比盖达尔们当时做的更好。

　　盖达尔和他的团队在俄罗斯转型最初两年所经历的，反证了国家转型的复杂艰巨；更印证了机会主义政治与技术官僚结合的失败。作为深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的经济学者，盖达尔被叶利钦以铁腕的权威力量，嵌入到承袭旧官僚体制的俄罗斯新政府之中。他们从未融入所面对的这个官僚体系，所面临的困难也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上保守的政敌、被土皇帝般的经理把持着的国有企业、朝令夕改的总统本人……作为一群只懂经济的技术官僚来说，经济学的理论也许可以解释现状，但却无助于改变现状。可以改变现状的权力，在总统与反总统的国会之间拉锯；作为代总理，盖达尔和他的团队其实更多地充当了叶利钦的工具：当改革向前推进时，他们可以证明叶利钦用人得当。当改革出现争议时，他们要被推到前台，替叶利钦承担责任。一切改革的措施，不经过叶利钦的权力背书，都无法推进；而叶利钦本人所要考虑的，不是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正确与否，而是如何在与反对者的权力游戏中谋得平衡。

　　机会主义政治的妥协游戏被带入理想化的改革方案，真的有所谓“休克疗法”吗？有的，在纸面上。实际被执行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改革方案，不仅方案是妥协后的产物，执行过程中要打的折扣，更加可观。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官僚型政客的通病，在盖达尔身上一览无余。他信奉自己所熟悉的理论，他需要毫无保留地贯彻依据这些理论所制定的政策。然而，这需要说一不二的威权权力来实行。叶利钦当然是个铁腕人物，但他要治理的是个刚刚解体的新俄罗斯，一切政策被打折扣，一切权力被限制，是这个新俄罗斯的根本特征。所以，被打折的盖达尔改革是新俄罗斯的胜利，当然，也可以说是失败所在。

　　与盖达尔改革相对应的，当年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一贯被某些热衷于技术官僚政治的经济学家奉为改革样板。皮诺切特重用的“芝加哥男孩”不折不扣地搞成了智利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包括在任何国家都堪为难题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在皮诺切特的智利也搞成了。这当然令一些经济学家欢欣鼓舞。当然，智利改革的另一面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智利的民主和人权，他们不清楚，或者清楚了也觉得没什么。难怪后来有拉美政治学者说，热爱技术官僚政治的经济学家们天生是独裁者的朋友。因为没有独裁的权力，他们的经济学只可能停留在课本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失败者的盖达尔，输掉了自己的经济学，但没有输掉自己的国家。

　　(羽良搜狐新闻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