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策目标多元化尤其是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时，需要启用更多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一边倒的政策紧缩。有待讨论的是，当前的政策思路对于处理可能出现的微型“滞涨”局面是否已完备有效，抑或需要做出某些调整。有两点值得特别讨论：政策退出步伐似还滞后于实体经济周期的上升，如何隔绝财政与金融之间的风险。

　　从最近发布数据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上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与欧元区的糟糕表现形成了鲜明反差；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通货膨胀走高、经济增速似乎见顶的不良征兆。未来的数据很可能会进一步确认宏观层面出现的微型“滞涨”格局。对此，宏观政策需要有所准备，以适时做出调整。

　　物价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上涨。4月CPI上涨至18个月来的新高，也略高于市场主流预期。受去年基数较低等因素影响，预计未来三四个月的CPI将继续上升，甚至有望接近5%。很多人推测，四季度的CPI会明显下降，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正在变小。在笔者看来，年终的通胀率可能仍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全年物价涨幅很可能会超过3%的目标。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新增信贷规模等指标，4月均高于一季度均值，显示出经济发展势头在进一步高涨。但笔者认为，这种温和过热的态势不大可能持续下去。货币供应增速逐月下降，信贷规模得到严格控制，宏观经济继续过热不具备相应的政策环境。今年以来，中央财政刺激的力度明显下降，随着房地产新一轮严厉调控政策逐渐生效，房地产投资将明显回落，此外，信贷紧缩、淘汰落后产能以及限制地方融资平台膨胀等政策，也将抑制地方政府投资的动能。鉴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需求的疲软，中国出口只能温和增长，外需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注意到上述悲观迹象的同时，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未来两到三个季度可能出现的“滞涨”，只是边际意义上的，而就整体水平而言，通胀虽然很可能会高于预期，但不会陷入失控状态，经济增长速度会从一季度有所下滑，但仍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只不过，此前“高增长、低通胀”的乐观预期会打些折扣。

　　二是，相比来说，通胀率的上升比经济增速的回调更值得关注。经济增速下降，总体上是合理的，也是政策调控所需要的。当前经济活动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潜在水平，再继续扩张有害无益。为此，财政金融刺激手段已在实施“软着陆”，并正竭力抑制房地产业的过热态势。不过，通货膨胀以高于预期的速度上升，显示出管理通胀预期难度在加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应该成为政策面下一步的重点。

　　假定宏观经济按上述逻辑演变，我们来看看当前宏观政策的合理性以及未来可能需要采取的一些新举措。

　　中国正采取谨慎而缓慢的退出策略，并时刻关注着国内外经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风险。因此，政策面主要采取了灵活性较大的数量型工具，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所有数量型工具都已启用，近来还加强了对房地产领域的调控，股市扩容规模也有所放大。而在价格型工具方面，政策当局似乎还无意引导这方面讨论的升级加码。一个迹象是，在发行最近一次三年期央票时，规模虽高达1100亿人民币，但收益率却意外下调了2个基点，这就让人生出由此来对冲回笼货币力度加大的影响，并平抑市场对加息的猜想。市场各方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和加息的时间点渐次来临，但在各国金融市场面临二次探底风险的背景下，冻结这些工具的使用有了新的论据支撑。

　　对照宏观经济出现的新趋势，我们不难理解这种政策工具趋向的合理性。

　　首先，随着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的减弱，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也随之下降，这的确意味着内生型增长机制能将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上。这其中，贸易顺差的大幅下降是重要因素之一。而贸易驱动的增长机制已很难再回到危机之前的那种状况。只是因为经济结构更多地转向内需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政策退出的确需要慎之又慎。

　　其次，当前政策的合理性还在于，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更多有针对性的手段，这对于处理复杂的经济形势是必要的。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个别领域过热，政策面通过强力治理产能过剩和抑制房市过度投机，能在保持政策刺激力度缓慢减弱的同时，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笔者曾经说过，当政策目标多元化尤其是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时，需要启用更多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一边倒的政策紧缩。

　　有待讨论的是，当前这种政策思路对于处理可能出现的微型“滞涨”局面是否已完备有效，抑或需要做出某些调整。由此，笔者在这里特别讨论以下两点。

　　一，总体来看，中国政策退出的步伐似乎还滞后于实体经济周期的上升，加息和升值应在政策工具考量范围之内。尽管发达经济体复苏进程中最近出现的不确定性会推迟其政策退出的时点，但也要看到，不少国家已多次加息。中国应对危机的宽松政策推动了去年资产价格的明显上涨，在其增势放缓之后，正在对一般商品价格带来愈加明显的上升压力。当前货币供应增速和信贷增速同比均在下降，但存款活期化的特征明显。这是通胀预期增长的一个信号。

　　二，必须有效控制财政金融之间风险过渡。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风险点已从私人部门转移到了公共部门，这是经济危机及其刺激政策的自然结果。尽管中国尚无类似风险，但政府的显性和隐性债务已被广泛关注。而中国政府债务值得担忧之处，不仅在于规模可能较大，还在于其不透明性。如何隔绝财政与金融之间的风险，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改革工程。(经济学博士 宏观经济观察人士 傅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