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瞭望》文章：数据公信力

　　GDP数据各地加起来大于全国、登记失业率指标难副其实、收入统计难以明辨社会各阶层实际收入状况——这些关系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数据，本是国家出台调控政策的官方依据和权威信息，却屡遭学者以及公众质疑。

　　而差之毫厘的统计数据，有可能带来谬以千里的调控结果。

　　以房地产调控来看，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数次调控，伴随调控“热与不热”、“高与不高”的激烈争辩，至今仍是“公按公的理说，婆按婆的数唱”。

　　口水账的背后是房地产市场一直缺乏一个权威的房价统计指标，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垄断下，学术、科研机构发布的指数不仅权威性不强，甚至有通过操纵信息实现自身商业利益目的之嫌。房价数出多门，数据打架，不但造成市场混乱，更恶劣的后果是导致政策左右摇摆，房价越调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当前又到了新一轮调控的关键期，在“权威”依旧阙如的情况下，如果被诸如“北京房价直降8000”之类的信息“忽悠”的话，不知政策最后会走向何方？

　　除了房地产领域，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统计中“按需要报数”、“按计划报数”，明知统计数据不实却不进行调查核实；有些部门在发布相同或相似的统计指标数据时，对统计范围、统计方法、指标含义等没有任何说明；同一件事情、同一政府部门的说法前后矛盾、不同政府部门的说法不一、政府和学术机构结论相左。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统计指标却延续着计划的特征，统计方法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重要统计指标明显缺失，某些已有的重要指标和统计口径不合理，缺少重要转型期特色指标。例如，占农民工半数以上的“外出农民工”的生活支出是按照城市生活的必需来安排的，但统计规则仍将这部分人的生活支出按农村生活水平来统计，农民工的实际支出“被统计缩水”。指标缺失、口径错位带来的是“张村有个张千万，隔壁9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老百姓收入“被增长”，老百姓“被就业”。

　　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完善统计方法制度，夯实基础数据的背后，应该是整个社会信用体制的完善。□(文/唐敏)

　　　《瞭望》文章：统计之重

　　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两会，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叶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其实，不仅仅是房价，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2009年全国房价1.5%的涨幅指数，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

　　　“难堪”的国家承诺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变化，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关于GDP，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谈到GDP，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心存疑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一是总产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

　　“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任领导挤水分，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现任不敢挤，也没有动力去挤。”在叶青看来，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不会告知别的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对外只公布总数，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这非常难堪，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GDP核算有关。大面积的调查，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

　　“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或者故意错报，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