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专家重走文物南迁路 15年炮火下万里文化长征

　　2010年6月4日至18日，“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在南京启动，至四川峨眉结束。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在半个月内踏访4省8市，追寻先辈学人典守国宝的足迹。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上曾发生过的一场文化的万里长征。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1.3万余箱)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万里西行，运抵四川，直至抗战后被运回南京。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和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在15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南京，南迁文物在此聚散

　　在整个文物南迁过程中，南京是一座具有特别意义的城市，文物数次在此汇聚、分散。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讲述了那段历史：1933年2月，第一批南迁文物从北京抵达南京浦口火车站时，由于政府高层就文物去向产生分歧，两列火车滞留一个月，才卸车转水运至上海。1936年11月，南京朝天宫库房建设完毕，文物分5批运回南京。没想到半年后，这里成了更艰苦行程的起点。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岌岌可危，转移文物之危急匆忙，可以用“救焚拯溺”来形容。南路文物8月14日离宁，第二天南京即遭轰炸，筹措车船困难重重。中路的第二批文物是租借了英商黄浦轮抢运出的，主持其事的杭立武和拉贝等人筹建安全区并任中方主任，英商要求杭立武随船押运，他连家人都来不及告别就跳上了轮船。北路的工作人员就住在车站，有车来了就起来装箱，遇到警报，就地躲在列车下。这批文物刚到郑州火车站就遇上日军密集轰炸，车站被炸成废墟，工作人员冒死将列车调度至安全地带，文物才逃过一劫。

　　抗战胜利后，南迁文物全部运回南京。但是在南京解放前夕，从1948年12月到 1949年12月，先后五次，共计5606箱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形成了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守望。而在更早的 1933年，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5450箱文物划归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当年未及运台的部分文物也留在南京，成为今天南京博物院的重要文物。三所博物院因文物南迁结下了难解的缘分，并在文物保护和研究上不断深化合作，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稳、准、隔、紧”，文物装箱四字秘诀

　　文物南迁是在兵荒马乱的条件下进行的，人尚难自保，近两万箱文物万里迁徙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西迁，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逐步实施，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在长沙、汉中、成都、重庆等地，常常是文物前脚离开，后脚便有敌机轰炸，时间之紧迫间不容发，这不禁让人赞叹前辈学人对时局把握之精准，行动之迅速，绝非埋首故纸堆的刻板学究。

　　除此之外，文物运输还经历了大雪封山、汽车翻覆、船只遇险等情况却几乎没有损伤，这当然是幸运，但装箱之巧妙、科学，更是功不可没。曾主持过南迁的庄严先生在文章中回忆，他们把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瓷器箱打开看看是怎样包装的，又向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询问如何将珍贵古物装箱运输，并请他们到宫内作示范，然后就依样画葫芦，如法炮制。他将装箱秘诀归纳为“稳、准、隔、紧”四字真言。那志良先生对此有详细的介绍：装瓷碗时碗与碗之间用棉花，再用厚棉花把几个碗一齐裹起，外面再用纸包裹，用绳扎好，使这一包东西，成为一个整体。装箱时先垫一层稻草，再覆一层棉花，把包好的瓷器平铺排列，空隙处均塞紧棉花，这样装上几层，并用棉花稻草紧紧塞满，使箱子成为一个整体，里面每件瓷器都不能活动。

　　国子监的10只石鼓，是庄严奉命包裹装箱的。石鼓每个约一吨左右，鼓上的字已经有了空心，敲起来有嘭嘭声，大收藏家霍保禄教了他包装石鼓的密方：把“高丽纸”用水浸湿，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按捺，使纸张贴近石身。高丽纸的棉性很牢固，湿的时候按进去，干了后就固定在表面，等于是把石上的字，贴紧在石身上了。然后包上两层棉被，用麻绳缠紧，装箱后包上铁皮条。40多年后，久居台湾的庄严得到一个消息：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打开，原石丝毫无损。

　　那些人那些事

　　在艰辛的南迁路上，虽然一路危急，但是文物的典守却没有一丝混乱，安全保卫、日常巡查、晾晒校勘、科学研究甚至中途赴英、赴苏展览，均井然有序。

　　文物存放成都时，故宫博物院的理事李济和院长马衡曾到成都视察，他们在册中随便圈了两号，5分钟不到，两箱文物就从几千箱中提出来了，管理之高效由此可见一斑。转运大西南之后，1939年底故宫博物院出台了库房管理规则、开箱工作办法、库房警卫规定、点收清册记载订误办法等，共十四条，相当一部分至今仍在沿用。

　　前辈学人几乎是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保护这些文物。庄严的儿子庄灵出生于贵阳，他参与此次“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时回忆，父亲薪水时常发不下来，母亲要到四五里外的黔江中学教书，换回一担谷子。糙米饭掺有石头、谷壳、麦子、虫子，被戏称为“八宝饭”。菜就是辣椒粉拌酱油，衣服洗了补，补了洗，破破烂烂。他们离开安顺回南京时，居然还摆摊想要卖掉这些衣服。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破旧的衣服，最后居然都卖出去了。

　　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这次西迁中痛失两个女儿。抗战爆发后，李济一家六口辗转千里，就在议迁四川李庄时，他的二女儿突患急病因无药物治疗而死去；到李庄后，17岁的大女儿又不幸身染风寒，因无医药而不治。

　　文物南迁之紧急几乎可以算作逃难，然而前辈学人们在忙乱和艰辛中仍然取得了突破性的文化建树。宜宾李庄，这个长江边的古镇，接纳了包括中央博物院在内的十多个中国高等科研机构和近万名文人学子，李庄造就了一大批的学子和世界知名学者，在此写就了许多学术巨著，包括梁思成和病中的妻子林徽因共同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同时李济倡议组织一个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川康古迹考察团，对西北敦煌一带和四川等地古迹做一次大规模调查，历经一年有余，探明墓址900余座，发掘出大量文物，部分文物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南博的学者们还进行了西南民俗调查，是中国最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华民族文化不灭的薪火在李庄古镇熊熊燃烧起来。文物南迁，以一种顽强不屈的姿态，表达着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珍视，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胜利后，文物返宁前集中到重庆向家坡。那里白蚁极多，为防白蚁攀爬，箱架四条腿下都垫上一块石块，石块和架腿都涂上桐油。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每人拿着棉垫、手电筒进入库房，跪在垫子上，打着手电筒寻找地上的白蚁隧道。一旦发现，马上卸下箱子，在地上挖个坑，倒入防蚁药水，再把箱子搬回原处。那里的臭虫也多得吓人，天晴时，大家晾床垫时在地下摔击，能看到几百个臭虫掉下来，接着用开水浇木缝杀死其中的臭虫，可到了晚上，地板、墙缝里的臭虫又爬了出来。就是这样的生活，因为抗战的胜利，文物没有损失并即将安全返宁，而让所有人欢欣鼓舞。

　　然而南京并不是终点。1948年，解放战争大局已定，杭立武主持将宝物运抵台湾，国宝和人，同样海天永隔。杭立武直到88岁逝世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的土地；高仁俊到台湾的时候只带了一身衣服；索予明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老母亲就上了船；那志良到台湾后劝说大家不要买木质家具，以免回北京时扔了可惜；李济一直盼着早点回安阳殷墟继续新的发掘；庄严去世前还和小儿子庄灵念叨，自己终生的遗憾是没能把这些宝贝再带回北京去……

　　最能反映那个乱世中文物命运的，要数乾隆皇帝最珍爱的三希堂法帖，其中《快雪时晴帖》随南迁文物一路迁徙，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另两件《中秋帖》和《伯远帖》早在文物南迁之前已经流落民间，后经周总理批示，才从香港购回，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们就像失散的三兄弟，寄托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亲情，让人既惆怅，又充满着希冀……

    本报记者 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