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新神话主义与文化寻根

　　新神话主义与文化寻根

　　编者按:如果说新神话主义这样的学术语言让人们感到陌生的话，那么《阿凡达》、《指环王》、《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文学和电影作品则是耳熟能详、风靡一时的了。而事实上，这些正是新神话主义潮流的代表作品。神话不再是虚无飘渺的非理性产物，而是前现代的人类智慧的渊薮，并且爆发出巨大的产业价值。他们的成功是偶然的么，是否有原因和经验可循？而在神话复归与再造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内在动力？又给人们怎样的启示呢？

　　演讲人:叶舒宪

　　演讲人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

　　新神话主义是20世纪末期形成的文化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世纪之交西方文化思想的一种价值动向。它既是现代性的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的产物，又在价值观上体现出反叛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生活，要求回归和复兴神话、巫术、魔幻、童话等原始主义的幻想世界的诉求。其作品的形式多样，包括小说、科幻类的文学作品，以及动漫、影视、电子游戏等。以《塞莱斯廷预言》《指环王》《哈利·波特》、《蜘蛛侠》、《怪物史莱克》、《特洛伊》、《达·芬奇密码》和新兴网络游戏为标志，新神话主义浪潮以迅猛的方式风靡全球，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21世纪以来，“新神话主义”创作在世界文坛和影视界形成席卷之势，并且诱发了2005年全球数十个国家共同参与的“重述神话”运动，已经在媒体上引起广泛的兴趣和普遍关注。

　　回顾20世纪以来的文学流变，神话复兴可以说是最突出的、最持久的一种风潮，它至今仍然呈现为方兴未艾之势。我们用新神话主义这个术语来概括此种源于上个世纪的文学潮流，旨在同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代以来的各种神话再造现象相区别。至于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如何向尼采讲述的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神话学习，借鉴西方的酒神精神再造莫言小说《红高粱》；美国新神话巨片导演卢卡思如何向比较神话学大师坎贝尔请教，利用英雄神话原型再创造出《星球大战》，并且在世界各国培育出数十万计的“星战迷”及相关产业链，已经是对神话复兴潮流的学术背景的最好说明案例。据新神话主义的代表丹·布朗的说法，今天人们只知道唯一的男神(上帝)，而在悠远的往昔，女神男神至少是曾经平起平坐的。怎样透过一神教的宗教偏见之千年遮蔽，重新发掘失落的多元的诸神世界，特别是源远流长的前父权制的女神世界，是充分体现后殖民时代价值观的一种文化认同。从这种文化认同的世纪性转变看，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究竟是“重述”还是“重建”一种以女神崇拜为本源特色的基督教神话，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伴随着后现代文化寻根思潮而产生的传统神话观念的重大变革。对于新兴的符号经济而言，神话又是最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巨大文化资本，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上述一系列新神话主义文学和影视作品受到普遍欢迎的程度，足以给后来的创作者标示出再造神话的可行路径。

　　再造神话:20世纪的伟大遗产

　　20世纪结束之际，英语文学界组织了一场评选活动，希望在公众心目中找出20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结果有两个:学院式的评选方式选中的是詹姆斯·乔伊思的《尤利西斯》；网上的海选则评出托尔金的《指环王》。如果要找出这两大文学新经典的共同特色，那就是对古老神话传统的再发掘与再创造。

　　21世纪伊始，在文学阅读和影视界引起双重波澜的第一热门作品，无疑要数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从作者的学识积累以及创造意识看，《达·芬奇密码》成功的秘诀仍然是来自《指环王》与《尤利西斯》的同一个启迪:如何别出心裁地再造神话传统。仔细辨析不难看出，托尔金和丹·布朗都不是那种主要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写作的人。他们的别出心裁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在非常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捕捉文学创新契机的范例。他们的创作经验非常值得中国文学界(包括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和专家)学习借鉴，尤其是那些缺乏文学史知识的学术积累，任意驰骋个人奇想的“重述神话”作者群体。

　　如何有效地从文学传统要素中提炼新的想象和灵感，是20世纪最优秀的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和原型理论家弗莱共同关心的问题。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分别对此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弗莱的“诗歌产生诗歌”，“小说产生小说”一类命题，已经将代表文学传统的原型示范意义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文学传统起源于神话，文学的样式和终极魅力也离不开神话。对神话遗产的深入挖掘是整个20世纪文学经验的最大亮点之一。T·S·艾略特给20世纪留下的最具有经典性的长诗《荒原》，是其文学传统观在创作方面的极好示范，也是新神话主义写作在诗歌方面的开风气之作。《荒原》一开篇就用注解说明自己所受到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的重大影响。而《金枝》被奉为世界神话与仪式的大全。《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思同样受惠于此书。《尤利西斯》中文版译者萧乾先生是反对给小说加注释的。可是他和夫人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却注解连篇。仅第9章就加了555个注解。其篇幅和正文几乎一样长了。为什么要这样不惜画蛇添足之嫌，给小说加上这么多注解呢？翻翻原型批评家维克里的《〈金枝〉的文学影响》一书第10至第14章论述乔伊思的部分，也许就会明白大半。甚至会修正补充弗莱的“文学产生文学”公式，提出“知识产生文学”的新命题。

　　如果从再造神话的方式着眼，可以将新神话主义创作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针对民族神话传统的某一特定题材的现代再创作，如《尤利西斯》、《特洛伊》、《珀涅罗珀》(玛格丽特·阿特武德)，都是以荷马史诗为题材原型的一种现代改写式的再造。今日加入“重述神话”运动的作家，大都采取这种改写的方式，但是所取得的效果却有很大差别。其二是综合提炼多种文化的神话资源，经过研究、筛选、融合、嫁接的化合作用，再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神话传统。《指环王》、《百年孤独》、《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都是第二类融会创新型再造的典范。用丹·布朗自己的比喻来说:像《达·芬奇密码》这样充满神话原型和历史意蕴的小说，其创作过程就如同熬槭糖:“首先你要抽打树干，获得汁液。然后高温加热，褪去汁液的颜色，再将水蒸干，让糖汁保持沸腾，直到你提炼出一块高度浓缩的槭糖。”

　　作者在学习历史、宗教、神话、仪式、象征学方面的知识所花费的时间，在卢浮宫等地所做的实地考察调研，一点也不亚于大学里做一篇学位论文。按照他的说法，《达·芬奇密码》书稿的每一页背后至少有被删掉的十页资料。难怪这本书问世至今不过几年，已经有学院内外的专家、行家写出了几十种为它“解码”或者评论的著作。这些充满学究气的解码之作实际上等于将作者所删去的背景资料部分，重新编排出来而已。

　　重述神话:比较神话学的透视力

　　从国际上的成功案例看，新神话主义的作者们往往既是小说家，又是不挂名的比较神话学家。像艾略特、乔伊思、加西亚·马尔克斯、托尔金、罗琳、丹·布朗等，都是如此。比较神话学的丰富知识储备让他们的文学想象如虎添翼。如歌德所说，只懂得一种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我们可以发挥说:只知道一种神话的人，其实什么神话也不懂。比较神话学的视野可以将单个的神话故事还原到神话世界的整体系谱之中，从而给出具有透视效果的深层认识。这对于重述神话的作者和研究者来说，就如同获得了猫头鹰穿透黑暗的犀利目光，又如同精神分析学家掌握了解读梦幻象征的密码本。《达·芬奇密码》怎样运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比较神话学和符号学知识，达成小说的悬疑解谜效果，每个读者大都已有切身的体会。但是这样的知识储备需要长久的学习积累，不可能像天启那样，一蹴而就。缺乏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作者，往往在驰骋想象力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也无法给作品注入足够深厚的文化含量。

　　举例而言，假如我们要重述中国古代的后羿神话，可以从比较神话学的透视中得知:神话的英雄射手往往自己就是太阳神的化身。不仅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以弓箭为象征，非洲部落神话中的伟大射手也是日神化身。原因在于，神话思维把光线类比理解为太阳神射出的万道光箭。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的“射线”一词就是这种神话思维时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化石。而象形的汉字“羿”的字形中就包含着自身的原型——两只并列的箭，据此不难恢复后羿作为太阳神的原初身份。借助于比较视野获得的这种透视力，再造后羿神话就有了悬疑解谜的布局基础，可以写出立体的象征对应效果。如果能够直接参照剑桥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家、比较神话学家贾科塔·霍克斯的著作《人与太阳》提供的透视力及丰富素材，或者参照日本比较神话学家山田仁史的论文《太阳的射手》(1996)、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的《从黑龙江到台湾:射太阳神话比较研究》、中国学者萧兵的大著《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在世界四大洲的数十个民族中广泛流传同类的射日神话。以此为鉴，当代作家重述后羿神话的知识准备可以说相当优越。

　　然而，叶兆言的重述神话作品《后羿》，不能从比较神话学方面获得穿透性的认识，只好沿用当代作家面对历史题材所惯用的“戏说”路子，把后羿再造为远古西戎国一个阉割未净的阉人，把后羿与嫦娥的关系再造为母子乱伦的关系，使得整个“重述”走到“性而上”的方向。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重述神话的这种非学术的戏说倾向是与国际的新神话主义潮流相背离的。若是一味地迎合大众读者的趣味，片面追求市场销量，那么我们的重述神话就会剑走偏锋，助长“无知者无畏”的时髦价值观。而作品的文化含量也无法同乔伊思、托尔金、丹·布朗等学者型作家的作品相提并论。对于当代再造神话而言，学术底蕴比想象力更加重要。跨文化比较的大视野和多民族神话遗产的知识，理应成为今天的作家、批评家、比较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重述神话作者们的必备素质。

　　现代的比较文学和比较神话学所取得的丰硕成就，为今人重新理解和创作神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整体透视眼光和象征知识的储备。而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新进展，口传与非物质遗产保护运动重新发现的民间活态神话、仪式、节庆等，也是当代作者、研究者超越古人的得天独厚的知识资本。如何不拘一格地重新学习，广泛涉猎，提升个人创作的学术含量，是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乔伊思或托尔金能够出现的根本前提。

　　文化寻根:神话背后的激流

　　新神话主义创作的流行并不仅仅是文艺现象，其深远的思想背景是20世纪以来世界性的文化寻根运动。只有从这种全球性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上看，新神话主义创作的动力因素才能够得到有效揭示。卡梅隆潜心打造15年的3D影片《阿凡达》于2010年1月在中国大陆公映，曾引起影视界内外的巨大震动。从文学想象史的角度看，这部影片最突出的思想特征在于，明确否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在现代性的社会之外去探求文化寻根的可能性，以外太空想象去建构另类生存世界——潘多拉星球的奇幻景观。这是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也是西方社会内部催生的文化寻根运动最为壮观的新一页。卡梅隆让代表“原始社会”的纳威人凭借原始信仰中的女神显灵，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代表高度文明的地球人。

　　没有对文化寻根运动主要战场——女神复兴运动的认识，《阿凡达》的奥秘是无法看懂的。20世纪最重要的女神复兴运动的理论领袖是考古学家金芭塔丝。她的研究表明，公元前七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与小亚细亚地区，从南部意大利一直到小亚细亚海岸，从克里特北部到第聂伯河河畔，存在一个崇拜女神的“古欧洲”。其普遍性之广泛，堪称为一种欧亚大陆上的女神宗教(参看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中译本，2008年)。一个女神，多种化身，她是多与一的辩证结合，可以称为“千面女神”。从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到卡梅隆的《阿凡达》，我们看到女神文明的理论如何从专业研究领域的假说，进入到大众文化领域，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发展成新世纪最流行的文化元素。要理解这一转换过程，有一门20世纪的显学——文化人类学，是不得不提的。

　　文化人类学是20世纪西方学术新发展起来的一大显学。它以专业性地调查和研究原始社会、原始民族而著称。“人类学想象”指20世纪文学艺术中深受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原始文化”影响的一种创作潮流，体现为作品中现代与原始、雅与俗、文明与野蛮等二元对立的文化并置想象景观。作者在文化认同上效法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立场，放弃白人种族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重新站到原始民族、边缘和少数族裔的立场上。这种文化身份转换所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以初民社会的原始文化为镜子，对现代文明进行反照、反思和批判。

　　美国著名导演卡梅隆在十年前开始构思他的《阿凡达》时，恰逢西方人面临千禧年的忧虑并将希望寄托于“人类学想象”的新世纪之际。当他十年磨一剑的影片《阿凡达》，在21世纪的头十年结束之时席卷全球的文化市场，让无数影迷获得如痴如醉的视听震撼和心灵激荡，我想卡梅隆最应感谢的人就是人类学家。

　　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也应该感谢《阿凡达》的编导兼制片人卡梅隆，因为他们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出版的数以千计的人类学教科书加在一起，其读者数的总和也赶不上《阿凡达》观众的十分之一。值得让人类学家拍手称快的是，文明史上迄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在普及“人类学想象”和文化批判方面，能够像卡梅隆的新经典这样行之有效，且有多米诺骨牌式的传播效应。

　　《阿凡达》主要场景虽然远在外太空的科幻世界——潘多拉星球，但是却将当地的纳威人及其文化表现为一种异形的他者，并在塑造其形象和人格特征方面完全效法地球上的原始族群，还让纳威人主要宗教倾向类似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信仰和原始母神信仰。这就让影片中潘多拉世界和地球界形成极为鲜明强烈的对照，从反差中给地球文明的偏执和邪恶做出诊断:已经拥有超级科技和武器的地球人陷入唯利是图和唯资源是求的疯狂状态，无法自拔。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地球人耗尽了地球资源后只得把劫取新资源的希望转向太空中的外星世界。他们在潘多拉星球所发现的超导矿物，成为给该星球原住民纳威人带来灭顶之灾的导火索。与处在自然状态的纳威人相比，物欲横流是地球人所患上的致命痼疾。尽管他们掌握着纳威人望尘莫及的高科技手段，却丧失了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那种精神的纯朴和对一切生命的敬畏之情。

　　如果说卡梅隆借助于人类学想象而塑造出潘多拉世界的一种理想化的“生态人”，其目的就是给地球上异化出的三种人——“经济人”、“战争人”和“科技人”做榜样的。“经济人”的代表即那家大公司的白人老板，他眼中只有“每公斤两千万美元”的潘多拉超导矿石。代表“科技人”的科学家也好，代表“战争人”的雇佣军上校也好，全部都要为“经济人”的利益所驱动和役使。影片的这样一种人物关系建构，显然出于精心的设计，其中折射着卡梅隆对地球人当代处境的深切反思与无限悲悯。

　　从《黑客帝国》到《指环王》，再到《2012》和《阿凡达》，世界电影的想象景观确实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无论是传统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研究范式，还是一对一式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都已经显得陈旧和无法应对。就像当今最具有影响力的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和大江健三郎在2009年新作中不约而同地套用弗雷泽《金枝》为写作原型那样，人类学的知识含量已然成为判断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趋势的某种风向标。这意味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传统格局正面临着当下现实的全新挑战。如何有效建构文学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范式，成为时代催生出的一个迫切性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