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凤凰》终究无法脱离“破烂”的本质

　　徐冰　中国人的态度

　　我常想我的作品为什么会被别人记住？不是因为我技术、技巧比别人好，制作比别人精美，或者我作品更像艺术的范本，这些都无效。我觉得它们对社会有价值的部分，是它承载了一种特殊的看事情的角度和思维的方法。——徐冰

　　-徐冰简介

　　徐冰：著名艺术家，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祖籍浙江温岭，1955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获中央美院硕士学位，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国际大展；获得过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等奖项。今年5月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艺术家徐冰喜爱穿白衬衫——他称之为“最隆重的打扮”。无论是他盛大的个展开幕式上，还是在各种接受采访的场合，白衬衫成为徐冰的“指定专用服装”，也成为他形象的一部分。“白色没有特别倾向，没有内容，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接受采访时，记者面前的徐冰依旧是白衬衫配黑色圆眼镜，恍然如“中年后”的哈利·波特先生。他谈起了自己重要的作品，话题涉及艺术创作，艺术生态以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要从他“变废为宝”的大型新作《凤凰》开始。

　　-《凤凰》：低碳也好，环保也罢，它终究无法脱离“破烂”的本质

　　世博会开幕前，徐冰亲赴上海，完成了《凤凰》在世博园内最后的吊装。历时两年多才创作完成的《凤凰》声名远扬，今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艺术广场首次亮相，而在世博园露面之前，俨然成为这里的一个传说。

　　早先，法国密特朗基金会想把《凤凰》这件他们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世博公共艺术品设立在世博轴上，但可惜没有能让《凤凰》飞起来的吊点。之后，《凤凰》几经辗转，它12吨的体重和一身看上去摇摇欲坠的“羽毛”——其实是建筑工地上的垃圾——必须受到前所未有的防雨保护，这造成了《凤凰》历经主题馆、中国馆等场地的数次转移。最终，它出现在世博园“宝钢大舞台”室内——这里既有原来废旧钢铁厂建筑的遗迹，充满了流水线以及钢架结构强硬又有张力的线条。《凤凰》莅临，相对于周边环境既独立又和谐统一，它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前世”和出生的地方。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凤凰》曾经是一堆堆任人践踏的垃圾。旅美18年，徐冰回国后第一次踏进北京CBD的工地时，就被这些建筑废料的原始粗陋的美感，被高楼大厦背后的真相深深吸引。他同意了委托方的邀请，决定用这些建筑废料制作艺术品，最终的形态将是中国人熟悉并喜爱的吉祥图腾——凤凰。

　　他迷上这些垃圾。于是，塑料安全帽、屡见不鲜的红蓝彩条布、铁锹、钢管等等统统成为艺术创作的材料。徐冰说：“我希望它很浪漫，很美，同时又很凶猛，带有神性，怪异同时又非常现实。它用一种非常低廉的材料来打扮自己，让自己变得很有尊严，又带着伤痕累累的感觉，这就是《凤凰》的感人之处。”

　　按照计划，《凤凰》将被放置在北京CBD某栋新建的大厦之中，据“楼书”描述，这座建筑采用透明玻璃为主体，按照钻石的形状建造，而《凤凰》将被放在辉煌的大堂中。可以想像它那粗糙带有原始气息的样子，将与现代化建筑的精致科学，以及资本被炫耀的光芒形成强烈的反差，而这种对比恰恰可以将人们的思考带入繁荣背后的现实之中。然而《凤凰》的诞生却历经磨难，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委托方资金的匮乏，几乎断绝了它出生的可能。

　　《凤凰》的难产，又为这件艺术作品增加了看不见的内容。现在看来，这些艰难的过程都成就了它生命中的趣味。《凤凰》经历两年多的曲折后，在今日美术馆甫一亮相，就引来媒体关注，比如将它与当前流行的“环保”、“低碳”这些概念扯上关系，这无非是《凤凰》给大家制造的话题或者说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凤凰》无法脱离它“破烂”的本质。用徐冰本人的话来描述，“它既凶又美，用这些破的材料弄出这么个大鸟来，感觉凤凰自己在制造一种伪装。好像凤凰为本身的生理做驱动，它就要梳理羽毛，让自己变得好看起来。就像穷人没有好的化妆品一样，最后用什么东西给自己乱抹一通，这也是民间艺术大红大绿的来源。”

　　就是这只经过认真“乱抹”的大鸟，以其富于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在民俗的、当代的、艺术的、社会的这些概念中自由游走，从北京的CBD到上海的世博园，成为今年非常令人瞩目的中国艺术作品。

　　-风格：“美”或“丑”并不重要，风格、流派也没有那么重要

　　《凤凰》诞生后，最有意思的是它“嫁鸡随鸡”的性格——放在北京CBD，它散发着一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隐喻和思考；放在上海世博会，又增添了对历史绵延的追溯；而最终它也许会被台湾收藏家带往宝岛，或者会成为那里的人们熟悉又陌生的图腾。

　　伴随着《凤凰》的争论也纷至沓来。根据调查，路过《凤凰》现场的老百姓，包括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对它都非常喜欢，疑问来自艺术圈本身。比如，有人认为它的造型太柔美，特别是晚上点燃灯光的时候。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觉得它看上去十分丑陋。还有批评的声音指出，这个作品太笨了，太“费劲”了——徐冰过去的作品都是四两拨千斤的，但现在这个变成“千斤拨四两”，因此太不“徐冰”了……

　　在采访中，徐冰并不回避《凤凰》带来的这些争议话题。他一笑说，在他看来“美”或“丑”并不重要，那不是他做艺术的出发点，甚至所谓风格也没有那么重要。“没必要认定这是徐冰的还是谁的。之所以有些艺术家被认定为某种流派不敢移动半步，是因为在视觉过剩的当下，任何一种所谓的风格都是很难被确认的，收藏家从收藏层面也需要这种确认。这样由于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艺术家一辈子都在做一种风格的东西。但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我从不把保持、建立、完善自己风格作为追求，从来不从材料、风格、流派入手考虑艺术。我希望人们从中获得的满足是一种有关看待事物的态度，思维能得到启发。就像《凤凰》的创作，我感到高兴和满意的是它的唯一性——它的这种感觉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获得，也不可能诞生。”。

　　-观念：一辈子的艺术理念，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似乎很陈旧的话

　　的确，徐冰的每一件作品都令人出其不意，带给人的感觉是充满回味的惊诧。正如意大利批评家Russo所说的，《凤凰》是他“唯一看到的使用中国人的态度来制作的艺术”。而以《凤凰》为代表的，徐冰构筑的艺术世界，或者说他进行创作的“中国人的态度”究竟是什么？艺术家给我们的回答既简单又朴素，甚至有些“过时”——那竟然是一句“艺术来源于生活”。

　　有过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经历，艰苦的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于，如何用最原始、最便宜、最方便的材料，就地取材完成创作。以“low”的预算完成“high”的艺术，不仅成为贯穿徐冰创作的看不见的线索，更演化为一种灵活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早期的《天书》、《鬼打墙》、还是后来的《地书》、《烟草计划》、《尘埃》、《木·林·森》计划，徐冰的艺术完全无法归类，却又在各种语境中自由转换，并因其完全另类的方式而被评论为“前卫”。

　　但是徐冰在接受采访时却对“前卫”一词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他说：“我对传统那么尊重，有这么多学院训练的背景，一个习惯以学生的谦虚之心接人待物的人，怎么就成了一个现代艺术家，跑到‘前卫’的地方去了？我后来的作品被认为是现代艺术，实际上是我老老实实面对艺术探索和生活的结果。实际上，我一辈子从事艺术的理念，就是最初的、被说得已毫无感觉的这句话，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真正有效地帮我走到了现在。”

　　话题从《凤凰》说起，就这样延伸到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徐冰说：“你的工作必须要与时代发生关系，但显然这个时代与艺术相比走得太快了。艺术则显得是太古典的，太个人的方式。我没别的本事，既然相信艺术来源于生活，别管谁说的，也别管它多古老多陈旧，这个艺术观代表了我看艺术问题的核心，也是我们这些艺术家最早建立的艺术观。一旦建立，就一直以这种方式从事创作。”

　　艺术让徐冰描述得如此简单。“简单到这个社会进入现代，我就是现代艺术家；进入当代，我就是当代艺术家；给我甩到国外，我就是国际艺术家；回到中国，中国是最具实用性的地方，我就应该是最具实用性的中国艺术家。”说着说着，徐冰忽然从兜里掏出两块黑色小石子，郑重其事地向记者展示一番。这两块小石头显然被他把玩已久，洁净光亮得似乎脱离了石头原初的样貌。他配上的解说词是：你看，这两块石头是我带女儿去爬山捡到的。这一块，像用过的橡皮，另一块，像新的橡皮。“这似乎能代表我这样的中国人对物的态度——珍惜物质，对旧的时尚比较有兴趣。”

　　徐冰的目光透过“哈利·波特”的眼镜，久久停留在这两块没人会注意到的小石子上。忽然间，你会感到作为艺术家的徐冰，或许真的能和哈利·波特扯上些关联——他们都是魔法师，将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物质赋予神性。或者让它原有的属性消失，让一个新作品在瞬间诞生。

　　80年代，对所谓文化、文化讨论有一种厌恶，做一本自己的书来表达这种感觉

　　-《天书》

　　1984年徐冰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此期间读了很多书。他说:“到了80年代，我读了很多书，参加了大量的文化讨论，觉得不舒服，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吃了太多，这时对所谓文化就有一种厌恶。文化讨论好像是一个游戏机，上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到最后把本来清楚的事情也给搞乱了，这个叫‘文化’的东西和我们总有一种不合适的关系。当时就觉得要做一本自己的书来表达这种感觉。”

　　1987年，徐冰开始在中央美院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以特有的耐心和技艺刻制了4000多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字。这些字没有一个是可释读的，也就是说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当这些字通过雕版印刷出来并装帧成线装书的时候，就呈现出它的当代性——严肃、庄重的形式下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特别像样的“伪文字”完全没有交流的功能。这就是徐冰的成名作《析世鉴——天书》。

　　这部作品自1988年首次展出后就一直是热烈讨论的对象。据说有位商务印书馆的老先生看了，却没有一个字能辨认，“这让他很恼火”。对现代艺术有经验的读者则说：“这部作品是对他的文化依赖的警告。”徐冰自己评价《天书》说:“这是一本在吸引你阅读的同时又拒绝你进入的书，它具有最完备的书的外表，它的完备是因为它什么都没说，就像一个人用了几年的时间严肃、认真地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天书》充满矛盾。”

　　试着把三维的实物转到二维的平面上，让版画不再受到制版或尺寸的限制

　　-《鬼打墙》

　　徐冰这样描述这部以长城为基础的作品：“我是学版画出身，一直就想试着把三维的实物转到二维的平面上，以获得一种新的转换概念，这样版画就不再受到制版或尺寸的限制。1990年3月我和一些学生、朋友以及金山岭的农民十几人在长城上辛苦了近一个月。完成了这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版画的室外拓印工作(当然尺寸的大小不是艺术的关键)。折腾了一把也算过了瘾。满满一卡车的拓片从山上运回了美院。1990年7月我去了美国，为了筹备一个展览，这堆半成品也被运到那边。在一个大的工作间里，我与几位助手工作了半年多，把它们拼接、装裱起来。首展是在美国的艾维姆博物馆。这东西的出现，把保守的美国版画界吓了一跳，这么大、这么特别的版画，没见过。”

　　从图形标识入手，寻找普天同文的理想

　　-《地书》

　　与《天书》相反，《地书》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书。徐冰说：“这两本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书，又有共同之处，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而《地书》则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

　　《地书》的灵感来自于机场和飞机机舱。徐冰注意到，机场的标识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说明书的设计都以非常简洁的图形为主，基本上不用语言就能把复杂的内容传达给操着不同语言的乘客，相当于一个“国际读本”。从1999年开始，徐冰开始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各种标识，很快就收集了上万个图形标识。徐冰希望《地书》是一个开放的作品，他计划为《地书》建立一个网站，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加入自己发现的图形文字。但他也认为文字是已经约定俗成的：“我做的只是收集整理，我不想自己编造一套文字。”

　　道德、利害关系的判断太强，就看不到材料的真实和价值

　　-《烟草计划》

　　《烟草计划》始于2000年杜克家族所在地美国Durham城，延续到2004年的中国上海，由一系列与烟有联系的制作所构成。比如：一本用烟叶印制的大书，在展示中任由烟叶虫把它吃成一堆碎屑；一只十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在黄浦江码头的旧烟草货栈，用霓虹灯和云雾制作了大型装置；由无数只香烟插成的一张巨大的虎皮地毯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道……整个计划构成了一个层层深入的对人与烟草复杂关系的追问，以及以烟草为线索引发的有关历史与现实、国际资本、文化渗透及劳力市场等话题。

　　徐冰说：“把烟看成一个无属性的材料，思维的触角才可以无限展开，才能发现难得的东西。如果总带着很强的道德、利害关系的判断，就看不到这些材料的真实和价值。艺术作品与社会内容的相关性其实是不需要艺术家去担心的，何况是烟草这种材料，它自己就把这种关系搞定了。”

　　尘埃与9·11事件的警示

　　-《何处惹尘埃》

　　这件作品首展是2004年在英国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徐冰将在9·11事件中收集到的灰尘吹到展览中，经过24小时，在展厅地面上由灰尘显示出六祖慧能的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展厅入口处有一组照片，叙述了作者将这些粉尘从纽约带到威尔士的过程。展厅被霜一样的灰白色粉尘覆盖着，有宁静、肃穆之美，但给人一种很深的刺痛和紧张脆弱之感，哪怕一阵轻风都能将现状改变。

　　徐冰说：“尘埃是一种最基本，最恒定的物质状态，不能再改变什么了。为什么世贸大厦一旦失衡，顷刻化为平地，回到物质的原始形态？因为在它之上聚集了太多本不应该的人为意志。这类事件的起因往往是由于政治关系的失衡，但本源却是对自然形态的违背。所以说9·11是对人类本质性的警示。”

　　要打破艺术的边界，只从艺术的角度考虑问题是没出息的

　　-《木·林·森》计划

　　2005年，美国圣地亚哥当代美术馆等三家机构共同发起、策划了一项提高保护自然文化遗产意识的项目，作为受邀的8位艺术家之一，徐冰选择了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并为肯尼亚集资恢复森林绿化设计了一套计划。即请肯尼亚的少年儿童，根据徐冰为此计划编写的教材中的方法，用人类祖先发明的文字符号，创作、组合成有关“树”的图画，然后经过网络以及在美术馆的展出，以每幅30美元的价格在网上拍卖购藏，并把所得的资金用于肯尼亚植树造林。两美元在美国只能买一张地铁票，在肯尼亚却可以种下10棵树。同时，参与到计划中的人则各有收获。在徐冰看来，这是《木·林·森》能够长期循环、持续进行下去的理由。2008年，结束第二次肯尼亚之行后，他把孩子们画的树临摹、组合成大幅的森林风景画。

　　《木·林·森》计划无法用装置、绘画、雕塑或是行为等任何一种艺术方式简单定义，有人说这是一件“消失”的作品，变成一个大众参与的项目，艺术的边界被打破。也有人把它看做一个集合了环保、教育、艺术等诸多内容的社会项目。徐冰说：“如果艺术家只是从艺术的角度切入考虑问题，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