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棉棉：没文化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人站出来的

　　棉棉，当代中国新生代作家。1970年出生于上海。其小说能集中反映社会时代问题，整个意境灰暗却富有激情，被视为年轻一代最出色的作家之一。

　　棉棉说话快，判断句多，带感叹号的多。

　　刚逛完书店，逛得她火冒三丈，为了一本没找到的书。孙孟静的，对上海来说，那是个不应遗忘的名字。当青春在暗夜中摸索时，她最早在电台中介绍西方流行音乐，那时街上还没有口水碟，没有盗版，靠托海员辗转带回的外部世界的声音，她影响了一代人。

　　然而，书店里，却找不到她的书。

　　想到在咖啡店，偶尔会遇见那家书店的老板，一板一眼地冒充斯文人，棉棉怒了，她甚至和收银员吵了起来。

　　越来越拥挤的城市，这一代人正在失去自己的脚印，他们所珍爱的一切，包括生命的印记，有计划地被洗白、被掩盖、被遗忘，乃至，被嘲讽。密密麻麻钢筋水泥的丛林，是一片巨大的旷野——到处都是冷漠，到处都是麻木，到处都是想像力与自我的贫乏。

　　这世界，究竟怎么了？

　　率直如棉棉，必然会有挫败感，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失去尊严的感受。说以“F”打头的字母，斜叼着烟，用挑衅的眼神望向镜头，喝大酒，在夜店中张狂……多少年过去了，青春只剩下两个词：沧桑，还有疲惫。没有谁，真的没有谁，能给逝去的一切做伴，除了记忆。

　　如今的棉棉，戒了烟，两本装饰得漂漂亮亮的书印了出来，《熊猫》和《虚荣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幽雅的花》，后者名字拗口，每次失败地提到它，棉棉都会哈哈大笑。

　　也许，注定有一天，棉棉也将被遗忘吧？再没有人会想起，她怒吼过，为了所有被忽视的自我，为了留下那些我们曾经活过的证据。灿烂如花的个性，已凋谢得七零八落，终将消逝于风中，当我们的孩子穿过拥挤的街道，看着我们留下的这一切，他们会不会有些怀疑：这世界，真的有过棉棉吗？这世界，真的存在过吗？

　　我不是叛逆者

　　晨报：在大家眼中，你是一个叛逆者。

　　棉棉：因为你带着概念来看我，当你认为我是叛逆者时，我正在严肃地写作。我为什么要反叛呢？我的父母、老师从没给我压力，我高二想退学时，确实有点怕，但我父亲说：“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以后不后悔。”他很痛快地同意了，就这样，我离开了那所重点中学。当我说要写作时，我父亲给我在乡下买了一所房子，他说：写吧，10年20年，我们养着你。每周我从乡下赶回家，领生活费，钱分得清清楚楚：有吃饭的，有买书的，也有泡酒吧的。我并没为生活发愁过，我为什么要叛逆呢？这不过是那些强装迷惘的人的看法。

　　晨报：也许是人们无法面对你的真实吧？

　　棉棉：是的，你们只知道我反叛，其实我很真实，因为面对世界，我不是从别人那里继承一个答案，而是自己去想去体会，你告诉我该如何，对不起，我不相信。这包括文学，包括生活，包括爱，也包括身体。

　　被败坏的趣味

　　晨报：说到文学，你不觉得这个词已经是过去式了吗？

　　棉棉：那要看在哪里，我的书被译成10多种文字，版权卖到30多个国家。在纽约、巴黎、伦敦，文学依然繁荣，这些城市都有引以为自豪的作家，既有写畅销书的，也有写严肃文学的。

　　晨报：为何我们文学的现状堪忧？

　　棉棉：这是教育的失败。文学需要的是感受力、虚构能力，但高考塑造出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人，我去上海大学讲座，同学们的提问至今我还保留着，他们惊人地一致，和他们老师的看法乃至口气，没有任何区别，当大家都用相同的方式思考和质疑时，我有一种恐惧感。

　　晨报：是读者造成了文学凋落？

　　棉棉：读者是无辜的，你到上海任意一家有所谓“文化气息”的书店看看，85%是老外的书，其中50%的翻译不准确，没有谁愿意支持中国作家，作家花了那么大心血去原创，却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书，即使有，也被塞在角落里。贫穷可以忍受，但不被尊重是无法忍受的，许多好作家放弃了，很可惜。

　　失去的那份坚持

　　晨报：这么说是书商的问题了？

　　棉棉：首先要声明，我现在的合作方很好，我非常满意，但这样的合作者太少了。很多人对我说“你是名单上的人”，出本书仿佛是给我的莫大恩惠，出完了我也就看不到了，印多少也不知道，我的很多旧作，读者听都没听说过。我还好，能从国外拿版税，其他作者怎么办？

　　晨报：可能那些书商想的更多的是经营。

　　棉棉：所以他们只能在外表上装出文化人的样子，内里仍然是暴发户，他们也只能给暴发户做书。

　　晨报：你是否发现了这样的悖论：人人都在骂别人，可骂来骂去什么也没改变？

　　棉棉：因为都在找借口，都在谈大环境，却不肯拿出起码的专业精神来，你到上海的书店看看，卖书的连书里写了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把老外的书、封面漂亮的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先严肃起来，先有一点坚持呢？

　　失去的伊甸园

　　晨报：当代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盛世”，其实那时城市化并不严重，今天回头再读时，感到很共鸣，可今天我们身在城市化中，文学却失语了，为什么呢？

　　棉棉：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当时作家是在大量翻译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读者需要阅读，但并不是真正读懂了。今天的市场化对文学冲击太大了，人们对文化已失去了尊重，当作家没有尊严，谁还去做呢？文学好不容易摆脱了概念的压迫，却又遭遇了生活的压迫。

　　晨报：这个循环何时才能结束？

　　棉棉：我倒不太悲观，所谓乱世出英雄，没文化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人站出来的。

　　晨报：可那时，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都老去了。

　　棉棉：那也没办法。

　　晨报：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信仰中，这算不算是对我们曾笃信的自由主义的背叛呢？

　　棉棉：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对，我戒烟了，但那与健康、信仰无关，对于这个世界，我仍在努力寻找答案，这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崩溃感，这或者就是因缘吧，所谓信仰，其实是人生的另一种学习。你依然可以愤怒，只要不嗔恨。

　　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