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我能清楚呈现婚姻病症 不敢妄开方子

　　朱天心其人：山东临朐人，1958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主编《三三集刊》，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现专事写作。著有《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未了》、《时移事往》、《我记得……》、《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小说家的政治周记》、《学飞的盟盟》、《古都》、《漫游者》、《二十二岁之前》、《猎人们》等。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一个中年版“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故事，“残酷”再现了一对中年男女的情感危机，为这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的婚姻男女，探索可能的出路。

　　然而“出路”究竟何在，朱天心说无意用文字、小说作“家庭情感指南”，对于婚姻的困境，她坦言也很困惑，“我没有把握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能把病症很清楚地呈现出来就可以了，不敢妄开方子。”

　　■书名源于胡兰成的话

　　朱天心说自己将新作命名为《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源于胡兰成的话：“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像初夏的荷花。”如此比喻，让人联想尽管绚烂已经散尽，但终有清雅留存下来，然而朱天心笔下着意的却是空无和虚妄，无怪乎作家张大春说，“这是我看过最恐怖的一部小说”。

　　在这部小说里，主角是一位58岁的中产阶级女性，由于丈夫情味不再而寂寞、恍神。小说家于是为这对夫妇探索可能的出路，其中一则《日记》，近四十光年外飞来的当时那个少年的日记，女人一页一页翻读，对照，爱着当年那爱自己的少年……少年早已被如今的丈夫杀死，于是设计一次旅程，在“有良人并立”的桥上，将他推落……

　　朱天心说，最后的结尾还是打了一个问号，“一生残破，也没别的选择，就这样子吧，但是你自由了吗？他们这样能过到80岁吗，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选择不离婚，各自和子女去住，好像处理一个离婚都是多此一举。”

　　■爱情还在，但彼此已经不喜欢了

　　朱天心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原本是一个休息和玩乐之作，“因为一直想写一个大题材，台湾二三十年社会政治的一个转变，这个故事我从一过三十就想写，但始终没找到状态，在这期间，我甚至有些动摇，到底要怎么写东西啊？我想，那就先给自己放一个假，写一个在我看来相对轻松的题材，找回一些手感。”

　　然而，在很多读者看来，这本书并不那么轻松，朱天心说：“真的下笔还是不想让自己这么好过，我会丢一些困难给自己，中年的困境，最常见的就是外遇或劈腿，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合乎人性，这个比较好写，但是我会给自己设下一些难题，比如还没有积极的理由要离婚，然后因为是个习惯嘛，还必须绑在一起，会是怎么样地去面对。”

　　写小说对她而言也是一个解谜的过程，“就好像现在很流行办的三十年聚会，满眼成功的人，但是我在那里经常会看到一个恍神，我就会好奇，什么都有了，那个恍神是什么，写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噢，原来是这样，我们都老了，也会试图去分析男女的老的不同。”

　　“在这个老去的过程中，爱情还在，但彼此已经不喜欢了，已经陌生了，甚至是连过去的记忆都不记得了，或不愿意回首。”朱天心说，“不只是男女对配偶，包括对下一代，好比我对自己的小孩，记得唐诺跟我说，你女儿知道你很爱她，可是你已经不喜欢她了，那时，我一语被惊着了。也许那个感情的连带，叫亲情也好，相处得习惯还是什么，可是彼此已经完全陌生了。”

　　■难以被太年轻和脆弱的人所理解

　　在一些读者眼里，《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是一部残酷之作，“因为那肉体的衰败，与时光搏击的痛楚以及爱的消逝。”因此，这是一本难以被太年轻或脆弱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的书。

　　朱天心说，一直写东西的时候不太会意识到读者的存在，但写这本书时能感觉到自己在和读者说话，有一种想向下一代喊话的冲动，“你们的父母不是生来就这么地保守无趣，不懂爱情为何物，从来也没有梦想，不是的，他们其实在以前，跟你们一样，甚至还有过之，因为那个时代的压抑更大，好像第一次要对下一代这样呈现。”

　　整本书的结构、叙述的时间既非线性，亦非环状，而是一座“歧路花园”，无数条小径指向一个焦虑的所在。朱天心说：“本来想写成一个个短篇，但写了一两个以后，立即就失去了乐趣，觉得很不负责任，就好像把笔下人物当作傀儡，写到‘偷窥’那个篇章的时候，我觉得骆以军会比我写得更好，就戛然而止了。”

　　朱天心坦言，有人经常问她怎么写得那么少，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她很怕自我重复，也怕重复他人，“尤其是别人会比你写得好的地方，你也要闪开，闪来闪去，其实最后没多少路好走，我宁可冒着写不出来的风险，也不愿意变成很多我认为好可惜的作家。

　　■“唐诺的日记”：他完全不记得了

　　书中呈现的婚姻和爱情的状态难免有读者揣测也许就是现实中的唐诺和朱天心。所有看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记得里面提到的一本日记，女主人公得到一本丈夫40年前的日记，“那时的丈夫，少年，喜欢读诗，会念诗给你听，郑愁予的，叶珊的，现在的丈夫至多只看财经杂志排行榜上的人物传记。”“你只能冀望他能出现或记得那日记中的哪怕只是一句，证明他是少年演变或衰老的。”

　　朱天心坦言，书里写的肯定有自己的感受，但不完全是那样。让人惊讶的是，天心说，日记是真实存在的。“唐诺从台北搬来的时候，他母亲收拾好所有的行李，也就一个牛皮纸袋，送到我家，我就看到这么一本日记，大概30几年没看了吧。”这本日记成了写作这部小说的最初灵感，“它真的很触动我，当时很难想象他未来是这个样子，没有更好，或更不好，就是你无法想象的一个境地。”

　　于是，就像高中时代考试时偷看课本一样，天心在家里经常偷偷翻看这本日记，或者她会带着孩子去咖啡馆，明目张胆地阅读，“有的时候，我会抄下一些段落，而且我还贴了便利条。”就像学生时代的“顽童”，朱天心讲到这里哈哈大笑，“希望唐诺不要看到这篇报道。”小说出版以后，天心坦言一直很忐忑，被唐诺发现怎么办，“然后，也印证了书里写的，他完全不记得了。”

　　天心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和唐诺的相处不太有问题，“我很珍惜他和天文，当一个人这样的孤僻，什么都可以不理的时候，还有人可以听懂你说什么，不断对话，就像金鱼，隔着千万里，发那个声，无非就是要召唤另一只金鱼，我们真好，三只金鱼就住在那幢房子里。”

　　这么多年来坚持写作，朱天心说文学的意义对她而言并不是如宗教般最开始一定要怎么样，“年轻的时候，我阅读里面有一些你喜欢的人，你好像和他们是一国的人，借着文字，后来，你想写的东西是你很难忘记，很不舍，就好像拍张照片，用文字留下来。”

　　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