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鄙夷康门弟子屎克螂 夜读正酣遭黄侃撒尿

　　在同时代学人中，章太炎(1869—1936)是最难定位的一个。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5000多卷藏书。到他父亲时，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二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

　　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

　　父亲死后，22岁的章太炎遵照父亲遗命，来到杭州的诂经精舍求学。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两部足以显现他学术功力的著作——《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氏读》。《春秋左氏读》书成后，章太炎很自负地宣称，如果刘逢禄看了这本书，只能是爬着逃走，刘逢禄是比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还长一辈的清代经学大师，曾著有《左氏春秋考证》。

　　1897年春天，在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此时他经学研究已小有成就。此次抵沪，是受时务报的邀请，前往担任撰述，参与维新变法大业。章太炎一到时务报馆，就受到时任主笔梁启超等的热烈欢迎。章太炎不负众望，很快写出《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等文章。

　　在时务报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每次与梁启超等人论学时，都水火不相容。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发生了一场群殴事件。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1898年，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但没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打压维新派。最后，章太炎失望离去。

　　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那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卓识”。

　　1902年，章太炎回到了国内，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中国教育会。教学之余，两人经常带领学生演说，公开宣传革命；还一同在《苏报》上撰文宣传排满。正当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才华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了，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

　　“《苏报》案”案发前，蔡元培等人闻风相继逃往外地。只有章太炎照常去报社上班，邹容劝他暂避风头，他只是笑笑说：“小事扰扰。”“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为第七次矣。”当几个凶狠的巡捕叫嚣着冲进来，一个小头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票，高声念着章太炎等人的名字时，章太炎忽地起身，进前一步，指着自己的鼻子高声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其风范直追“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从此历经3年牢狱之灾。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后，章太炎异常兴奋，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提议由黎元洪和黄兴分别担任元帅和副元帅。当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归国后立即对章太炎进行了批判，双方成见日益加深。

　　1922年，53岁的章太炎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梦想破灭之后，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讲学成为了他晚年抚慰心灵的主要方式。

　　学界的一代宗师

　　对革命的单纯与理想化，并不能掩盖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深邃。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当时学界的中流砥柱、一代宗师。

　　章太炎的国学成就大致可分为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等方面。小学是章太炎学术的立身之本。章太炎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作风，他所撰写的《文始》(1913年)、《新方言》(1909年)等著作，成为近代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此外，章太炎还创造了58个注音符号，上声下韵，相切成音，是中国第一套汉字注音方案。

　　章太炎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国故论衡》中卷，这本书清楚地表明了章太炎所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想，并不是唯古是从，而是要从本民族的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中，发掘、整理出适于现代民族发展需要的新型文学与艺术。推翻了当时古文家狭隘的文学观念，为之后新文学浪潮的到来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源泉。

　　章太炎的诸子学则主要反映在《国故论衡》下卷，该书集中了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期间对诸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章太炎认为，诸子学说最具独立精神。他对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尤为不满，直斥为矫言伪行的“国愿”。这一观点，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批判儒家最为犀利的文字，直接开启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闸门。

　　章太炎一生不仅勤奋著述，还积极讲学，传播国学。其生平比较集中的讲学有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08年流亡日本，第二个时期是1913年被袁世凯禁锢于北京期间，第三个时期是晚年在上海、无锡、苏州三地讲学。他的每一次讲学都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造就了不少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人才。

　　这其中，成就最为集中的是东京授业的一班弟子，后来皆成为中国新旧文化的翘楚。这批弟子(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鲁迅)民国初年自日本返回中国，大都被罗致入北京大学，进而转变了北京大学文科乃至民初学术之风，在确立中国现代学科领域和学术规范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

　　太炎逸闻

　　章太炎讲学时每到兴奋处，常常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一次他给学生上课，转身写黑板时，拿手中的纸烟在黑板上猛划，写完也不看是否写上了，转过身仍旧滔滔不绝地讲。另一只手中的粉笔也就被误认为是香烟，猛吸了几口。学员们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而他却全然不知，依旧神情自若地讲课。

　　章太炎到北大讲学，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北大风雨操场座无虚席。章太炎在北京任教的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吴检斋等五六人围绕着老师登上讲台，然后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地侍立在老师旁边。满头白发的章太炎穿着绸子长衫，个子不高而双目炯炯有神。他向台下望了望，就开始用他的浙江余杭话演讲。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于是由刘半农翻译。又因演讲中常常引经据典，钱玄同便不时在黑板上用板书写出。涉及到的人名、地名、书名，有拿不准的，担任翻译的刘半农会和写板书的钱玄同当场商量，或者向侍立在老师旁边的其他人询问，就是不去烦扰老师。商量定当之后，再翻译和写板书。

　　在赵家铭的《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了。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之一，担心国人不理解，胡适还专门在此书的《凡例》中对新式标点的具体使用办法做了详细说明。书刚一出版，胡适便特地送了章太炎一本，还恭恭敬敬地写上“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4个字的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

　　不料，章太炎接到书，翻开一看，见自己的名字旁多了一条黑线，竟生起气来，开口骂道：“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再往下一看，又见“胡适”两个字的旁边，也有同样一条黑杠，气才稍微消了一点，自言自语道：“他的名字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语言文字学家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一晚，黄内急，忙不迭地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也报之以骂。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二人的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同道(本文摘自《国学大师之死》，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