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少将:千万不能背弃过去那些最珍贵的东西

　　一年了，从党政领导到普通读者再到文化界，很多人都在谈论一本叫做《苦难辉煌》的书，这部由国防大学教授、少将金一南耗费15年时间写就的大书，从2009年1月出版到现在，已经印刷了16次，印数达到30万册，并入选了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为了写作该书，金一南做了200多万字的笔记，读了500多本书，查阅了大量原始文献，运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资料，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独特的解读和分析，最终将历史原貌和文学的生动性有机结合到了一起。为此，本报近日专访金一南，邀他回顾写作这部大书的动机和影响。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进修，并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赴美国国防大学讲学。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国防战略委员会专家委员，军队外事工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学习时报》专栏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节目主持人。图/新华社

　　动机 重新探索党的历史

　　新京报：你在《苦难辉煌》这本书里面，表现出了相当新颖的历史观，同时这种历史观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高层领导的普遍赞许，你的历史观是怎样形成的？

　　金一南：“文革”开始我14岁，结束时24岁，正好是世界观形成的过程。那段时间我父亲被打倒，我由原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下子就跌入到了黑帮子女的队伍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革”让我们去思考，党真正有力量到底在哪里？那段时间党和领袖犯了那么多错误，把国家带到灾难里头了。

　　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这个党为什么会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短时间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1921年建党时，才50多名党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剩下八百人，1949年就获得了全国政权，为什么？

　　新京报：从个人的境遇转变到对党和国家历史的思考，这中间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最后又有些什么不同的发现？

　　金一南：毛泽东当年有个感觉，就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很多东西都是我创造的，现在我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是从这里探索，这个党为什么能搞这么大的局面。一旦进入这个探索，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新京报：所以你对党和历史的理解，能够突破某些藩篱？包括能够看到其中很多并非一帆风顺的地方？

　　金一南：从一开始，我看党的历史的时候就非常摒弃传统的观点，比如“党的历史是路线斗争史，是统一战线史，我们是联合各种力量经历各种巧合才取胜的”。随着我对党史的探索，我就感到，何其艰难啊，多少人牺牲，多少人奋斗，一将功成万骨枯。

　　虽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事业归功于少数领导者，但是一定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奋斗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胜利就依靠他们。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我们自己。

　　新京报：在一段时间，“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似乎存在争论，你是怎么看的？

　　金一南：前者是英雄史观，后者是唯物史观。我觉得这一点不能把它绝对化，重大历史关头的重要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在这本书里，我重点写的就是关键人物的作用，各个集团里的领袖人物之间的博弈，高层决策所发生的碰撞。这些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救民，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这本书的材料准备和写作，我用了15年的时间，其实思想准备的时间更长。

　　史观 满脑子都是现在的人和事情

　　新京报：我在看《苦难辉煌》的时候，感到有很强烈的审美眼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但是历史需要客观和理性的穿透力，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冲突的，你是怎么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金一南：窥破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刘亚洲政委，他说这本书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未来。我在写过去的辉煌和力量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现在的事情。过去的人都是真人，真人追求真理，我是在呼唤那一代的真理和真人。

　　党千万不能背弃过去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把这些背弃了，终究有一天党会被历史所背弃。

　　新京报：这种感怀，确实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不过在现实情境当中，重新呼唤那一代的真理，肯定有一个对当下现实的适应问题，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金一南：前不久在上海的时候，一位学者跟我说，描绘从1840年到2050年的历史，注定中国共产党绕不过去，因为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40到1949如果是以救亡为主题的话，完成这个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1949到2050年是以民族复兴和发展为使命。

　　新京报：如你所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但是现在摆在党面前的民族复兴任务是不是同样艰巨？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

　　金一南：最终谁能完成（民族复兴）这件事，谁就能在历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今天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我们当然要建立监督机制和各种各样的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