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梁漱溟“乡村建设方案”的现代性？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诚然错了。”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无不促使人们重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倒是梁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的一句话，更值得回味：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一一失之于太早。”在中国革命成功了30 年后，在梁漱溟亲眼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之后，他仍然坚持说自己的所见并没有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梁先生当年所看到的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解决，从而使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仍然是有意义的。

　　■梁漱溟“新礼俗”的深义

　　细读《乡村建设理论》 ，我们会看到，梁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既然国家权力建立不起，难道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建立国家权力吗?如果这样看，那梁也应该认为建立一个新国家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梁却认为，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永远存在的根本问题。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屡屡失败，要救国就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在他看来，这条道路，就是从中国文化的自身出发，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构造，即一套新礼俗。

　　这个现在看来似乎荒唐的结论，或许正是梁漱溟自以为看得更深的地方。梁认为，靠政治的路是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问题的，因为当时问题的核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失调、社会崩溃。国家权力只是解决这个更大的问题的一个途径。既然这个办法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想别的、更适合于中国的办法。而在革命者看来，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恰恰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的最要害问题之一。正因为梁认为中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即使在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他所看到的那个根本问题仍没有解决。那个根本问题是什么?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不得复兴。诚然，梁先生在很多地方也有过这样的说法，不过，梁先生并不是无道理地坚持民族文化的本位。但是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没有使中国的状况变得更好，反而造成了一个东不成西不就的尴尬局面：“在此刻的中国社会，就是东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变，一面又往这里变，老没个一定方向。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在来回矛盾中，有时讲这个道理，有时讲那个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大家彼此之间，顶容易互相怪责。”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谈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如一般官僚，辄自谓为公仆，话讲的很好听，事实上不然。以多数的老百姓那样子穷苦，如果让南京的院长、部长一幸席，站在乡下人中间，说这是大家的公仆，主仆之间，未免有些不像;实实在在的说，仍然他是老爷。所以与其在理论上说他是公仆，倒不如从前的伦理社会称为父母官者尚比较切近。这都是理与事的冲突。

　　这样的伦理混乱才是梁所看到的真问题。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局面在今天也未曾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还进一步严重了。不管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打破而造成的，还是因为中国还不够现代化所导致的，都是半个世纪前和现在都共同存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一套“新礼俗”。“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国家的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有社会演习成的礼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

　　■如何理解梁漱溟“乡村建设方案”的现代性

　　梁漱溟先生正是从改造旧礼俗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社会的改造和乡村建设运动的。从礼俗角度来理解社会，虽然不符合西方社会思想的传统，却与传统中国以礼乐教化人心的基本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古典政治包括礼法两端，礼能够使人“有耻且格”（有知耻之心而自我约束，归于正道），法使人“免而无耻”（只求免受刑罚却失去廉耻之心）。前者关心的是人心，后者关心的是秩序。自汉代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政治体制后，就出现了杂糅礼法的基本政治模式。在汉代的政治结构中，循吏以礼治，酷吏以法治。循吏的教化传统到宋代就转变成了乡约制度，用来整齐乡里、敦化民风。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利用这套乡约传统来改变礼俗，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

　　梁漱溟强调，他的这套乡约与明清时期政府强制推行的乡约不同，不附属于政治，而是完全从民间发起，甚至以乡约这种社会组织为基础建立各级政府。这种思路把明清时期用政府统摄乡约的基本结构完全反转了过来，是用社会来统摄政治。这样一种极端主义当然不可能成功。但说梁漱溟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当然并不是说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比其他路线更高明，也不是说他对中西文化的具体判断有多么深刻，甚至也未必像他说的那样，中国文化是未来世界的出路，而是因为他为思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现代性改造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这条思路虽然并未在他手中成功，但却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性。而梁的思路与革命路线的碰撞，则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刺激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思考现代性的这两个维度。不论是因为歪打正着，还是因为将错就错，这样的理解为中国的现代社会思想提供了一个与西方相当不同的思路。

　　吴 飞（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