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吴宓,再加上陈寅恪,是历史上有名的哈佛三杰。三人均为近代的大家,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互相交流,成为至交。在认识陈寅恪之前,汤用彤是吴宓最钦佩的知交,认为:“锡予喜愠不轻触发,德量汪汪,风概类黄叔度。而于事之本理,原之秘奥,独得深窥。交久益醇,令人心醉,故最能投机。”三人中,以汤用彤的佛学功底最为深厚。而为人处世,汤用彤基本上继承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一家风颇合禅理。
钱穆与汤用彤是知心朋友,对汤用彤的评价是:“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汤一介则回忆:“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问题责骂过我一次,我不记得他还因别的事责骂过我,而对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是没有打过。”汤一介还提到了一件事:“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这既反映出汤用彤对自己学问的自信力,又体现了这位大儒对金钱名利的“钝”。
汤用彤治学极严格,轻易不下笔。他用15年的时间写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时仍觉“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最后是迫于“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这才使得此书于1938年公开面世。此书问世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评价:“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
对于学问,汤用彤即便在平日里也绝不轻易开口。有段时间,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蒙文通四人经常聚在一起。相聚时,熊十力与蒙文通经常就佛学问题互相驳难,不可开交。而汤用彤“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钱穆《师友杂忆》)1939年,钱穆写完《国史大纲》后,汤用彤建议他旁治佛学,或者改读英文,多窥西籍。钱穆请汤用彤为自己选购图书,汤用彤只为其选择了三本。钱穆觉得太少了,嘱咐汤用彤再多购买。而汤用彤则说:“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竟不许钱穆多买书。
-张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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