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01年1月17日,季羡林在北大朗润园的家中。 中新社发 张学军 摄
季羡林是“国学大师”么?
近日读报,见有些文章谈到季羡林先生时,常给他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对此我总有些不以为然。
什么是“国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学问。什么是“大师”?总是在特定领域有系统研究和卓越贡献,从而有重大影响并引领学术者。“国学大师”则大致是在中国传统学问的“经,史,子,集”或今日所说“文,史,哲”方面,有多方面研究和高深造诣者。应当说,季先生的国学基础是很好的。从“自传”中就可看到,他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就读过四书五经等中国古籍,广泛阅读过中国文学名著与诗词。但是,从他往后就学和任职的经历看,1930年入清华大学时,他选择的是西洋系,专修德文,主要学习西方文学。1935年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主攻印度学,兼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他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41年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关于印度语言的。同时他还学了吐火罗文。1946年他回国后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可见他的学术主攻方向,一直是外国语言文学,特别是东方印度和佛教的语言文学。再从他的学术成果上看,他前期的主要著作是:《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他在印度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方面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他自己还认为,主要的学术成果是在80岁以后作出的,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糖史》(包括外国糖史和中国糖史);二是中英文合体本译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所有这些方面,都未直接论及中国的国学。所以,他曾多次表示,要求摘掉人们给他戴上的“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我想这不是他过分的自我谦虚,而是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估。我们还是以尊重他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为宜。当然,他的有些文章是涉及到国学的内容,或讨论过有关国学的问题,但这在他的整个学术活动中不占主导地位,不能构成他的主要成就与贡献。
不称他为“国学大师”,是不是就对他评价不高或不够尊敬了呢?不会的。我也是很敬重季先生的。我敬重他的卓越的学术成就,高深的语言艺术造诣,以及他勤奋治学,热诚待人的高贵品格。他的离去,至今使我感到北大校园的失落,国内学术界的重大失落。我认为他是东方语言文学方面的大师,也是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和翻译家。他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和贡献,是在印度语言文学和佛教史的语言方面,而不是在中国的传统学术方面。“国学大师”,对于他来说,并不是确切的称呼,反而容易引起学术上的误解,容易模糊他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不知我的想法对否?愿就教于学界同仁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北京大学哲学系 张翼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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