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落幕,作为此届评奖“唯一亮点”的“羊羔体事件”也终于沉寂了。本届鲁奖诗歌组终评委副主任雷抒雁多次公开向媒体表示,“‘羊羔体’事件对车延高来说是一个教训,让他知道写诗要有所选择,不要太随意”。
当事人车延高是否从这次事件中获得了教训呢?从他公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我们是看不到他有何反省和教训的。不仅如此,获奖后的车延高日前公开把公众舆论对他的批评和质疑一言以蔽之为“是出于对于腐败问题的仇视和对权钱交易的憎恨”。
车延高真不愧为一个市纪委书记诗人,把自己诗歌的问题都能如此大而化之为“社会腐败问题”。
如果是一位有自我反省意识的官员,车延高应当思考一下,在鲁迅文学奖有限的历史中,不仅此前而且本届均不乏官员获奖,车延高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高级别的获奖官员,为什么偏偏自己的获奖“惹了大祸”呢?如果是一位有自我意识的诗人,车延高更应当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的“羊羔体诗”遭遇到公众一边倒的强烈抨击呢?
日前,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接受采访,就明确指出“羊羔体诗实在太差了”。
这些诗,明明是车延高为某流行期刊写的格低不高的“应景诗”,但车延高一会儿美其名曰为尝试创新的“零度写作”,一会儿又称是为宣传所在城市的“社会需要”。这样缺少自责和诚意的表现,实在有负公众的期望。
就以车延高的获奖诗集《向往温暖》来看,其语言不可谓不华丽流畅,主题也不可谓不时尚光明,甚至也不乏可称为有特色的想象,但是,读起来总是缺少一切优秀诗篇所具有的意蕴和韵味———用中国诗学的观念说,就是没有境界。车延高的诗,只能止于流俗之品,其原因除了他的写诗态度不能真正做到“诚意”之外,也与他止于古今诸多官员对诗歌的“附庸”而缺少真正通透的诗学修养有关。
在回应公众的质疑中,车延高一再声称自己的“官员”与“诗人”两身份集于一身是“不分裂”(不矛盾)的,他的“不分裂”的注解是:“诗人讲究真情流露,需要深入百姓,才能把真情赋予讴歌的对象。官员同样需要深入群众,了解基层情况,想群众之所想,用真情去对待工作、对待群众。”车延高显然是非常“政治”地理解了“分裂”的诗学内涵。
人之为人,与草木动物之不同,正在于他内心丰富复杂而必须面对多重矛盾和分裂。所谓“分裂”,就是要面对人生内含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人,无论社会地位悬殊多大,都共同感受了人生根本的矛盾和分裂。开宋代文学风气之先的文学家欧阳修,在宋氏三朝为官,做到兵部尚书,不可谓不“达”;但他主张“诗必穷而后工”,其真谛就在于一切优秀的诗篇都须来自于对人生沉痛的深刻体验———“穷”。只知做官与做诗“不分裂”的车延高可能无法理解欧阳修所揭示的“愈穷则愈工”的诗学真谛。
肖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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