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第一次文代会：张爱玲女士坐在会场靠后的位子

　　1949年3月，北平已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这令人振奋的日子里，我人在香港，心系祖国，携新婚不久、有着身孕的妻子周荫君，打消她可能在船上流产的顾虑，怀着急于回到新生的祖国、急于参加新的工作的迫切心情，与生活书店在港的工作人员一起，登上党组织特意安排的一艘专送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的外籍轮船，回到了新生的北平。

　　在北平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上海也解放了，这在我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在学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文件和许多作家的发言后，我强烈地意识到，展现在我面前的是陌生而又奇异的新生活，如果不去体验，将会两眼漆黑，无法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

　　我决心辞去生活书店的工作，回到自己熟悉的上海，为自己的“城市写作”寻求一个更丰富更扎实的新空间。离开北平前夕，我专门到北京饭店向茅盾先生辞行。茅盾先生对我想回上海下生活的意愿表示了肯定，并说把写作放下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须有长期深入生活的思想准备，为自己今后写作开辟一个新的起点。他当时还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时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同志。

　　我当初并不知晓信中的内容，只是担心误事，回沪不久就赶紧找到上海大厦周而复工作的地方，将信交给了他。周而复看信后对我说，茅公提到你回上海是想深入生活，要我有机会时提供帮助。我听了，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差一点掉下泪来。其实我和茅盾先生并没有太多交往，对一个文学青年，他竟如此的关爱和支持，这使我深为感动。

　　不久，我接到通知，去上海市政府重工业处报到，随后被分配到上海第三钢铁厂，任军管会军事助理员；一年后，又继任副厂长。我的生活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其间，我出席了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张爱玲女士也参加了文代会，坐在会场靠后的位子上。会议开了六天，圆满闭幕。我深受鼓舞，更坚定了到生活中去的决心。

　　我在钢铁厂工作了三年，后又到江南造船厂下生活一年多，这些都为我创作城市题材的作品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促使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在钢铁厂期间，我创作、发表及出版了建国后第一部长篇小说《不疲倦的斗争》，独幕剧《炉边风波》，三幕话剧《钢铁的力量》等。短篇小说集《竞赛》出版后，其中的三篇作品还被日本《新の世界》等杂志翻译发表。

　　后来，我调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专职编剧。从严格意义上讲，进入创作所以前的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写作不是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而现在，被正式任命为专业作家，这让我感到惶恐不安，也感到肩头上的分量。这段时间，我渐渐以写电影剧本为主，先后写作、拍摄、出版了电影剧本《伟大的起点》和《护士日记》，还有四幕七场喜剧《幸福》等，共十余部。另有长篇小说《浮沉》(《护士日记》即取《浮沉》中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着手写作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火焰三部曲》。第一部《火种》写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于1962年出版，再版四次，发行九十余万册。第二部《燃烧吧，上海》由于“文革”的横生波折，出版发行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前几年，出版了六卷本的《艾明之文集》。

　　我年事已高，回顾自己六十多年的创作道路，虽然也曲折，也艰辛，终究还在向前走。但由于自己努力不够，仍感有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艾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