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战争
“如果托尔斯泰活到现在,他严厉批评东正教会、又主张废除国家,这样的人政府和教会能喜欢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童师群发自莫斯科 历史定格在一百年前的11月20日。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怀揣着69卢布、在82岁高龄时毅然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不幸因风寒感染肺炎,在此与世长辞……
重温百年前的历史片镜头,人流成河,簇拥着托翁的棺木和遗像缓步前行,走向他位于图拉的庄园。国人喜欢管此地叫做亚斯纳亚波良纳,但按意译称它为“晴园”可能更有一层温暖在其中。
虽然在生命的最后30多年里,由于跟家人,尤其是妻子索菲娅在宗教、社会观念和性问题上分歧日深、两心向远,晴园中时常阴霾密布,但托尔斯泰毕竟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绝大部分光阴,诞下了13个孩子,并看着其中8个长大成人。在他心中,或许也一直向往着人生和思想中的丽日晴空吧。
托翁被安葬在晴园的林间空地里。那是幼年的他与哥哥尼古拉经常玩耍的乐土。哥哥曾经告诉他,自己把令全人类幸福的秘密刻在一根绿棍子上,埋在了地下。谁只要找到这个秘密,就能让所有人如同蚂蚁兄弟般相亲相爱、勤劳生活。终其一生,托尔斯泰都在寻找这根绿棍子,并执意要葬在埋绿棍子的地方。
在所有作品中,他对《战争与和平》倾注了很多心血,花了6年时间。其实,他一生都在与社会,同自己,跟相濡以沫48年的爱妻上演着“战争与和平”。
一直都在跟自己交战
画像上的托翁长髯盖满双颊,遮住嘴唇,挡着皱似树皮的黝黑脸膛,一如米开朗琪罗笔下的摩西。
列宁称他为伟人,屠格涅夫说他是怪人,他说自己是个“令人生厌的糟老头”。但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媒体人兼出版商苏沃宁的话却点出了他在当时俄国的分量:“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他们谁更强大?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无可奈何,无法撼动后者头顶的王冠,但托尔斯泰却令尼古拉二世的王冠和王朝摇摇欲坠……”
但“沙皇”托尔斯泰一直都在跟自己交战,从未跟内心的自我和平相处过。
他被无数崇拜者视为圣人,年轻时却酗酒赌博、沉迷性爱甚至感染性病,33岁迎娶比他小16岁的索菲亚时,还将自己的性爱日记给对方阅读。但耽于声色的他在老年却成了一个彻底的清教徒。
他从来都不是象牙塔中的作家,一生中曾数度放弃文学、选择教育,为农民创办了近40所乡村学校,他还从事社会批判,致信沙皇劝其体恤百姓。
他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却又害怕死亡,这一双重性格使他在中年时曾舍弃他单纯的小说作家的生涯而潜心研究宗教,但晚年却又毅然同教会决裂,并于1901年被东正教主教公会开除教籍。
青年时挥金如土的他,在晚年时却试图过一种穷苦农民的生活。他很满意自己的饮食,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饮食包括燕麦粥,每天两顿,就着小麦面包吃,午饭时我喝菜汤或者是土豆汤,荞麦粥,蒸土豆或是用葵花子油或芥菜籽油炸的土豆,用黑李或是苹果熬的糖煮水果。我的健康非但没有受损,相反,在我不再吃牛奶、奶油、鸡蛋、糖、茶和咖啡后,得到了明显改善。”
他甚至对家人的生活也挑剔起来,“妻子买来铺在床前的小地毯,我觉得这并不需要,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奢侈。如今,我的儿子们会乱花钱,他们买小狗、良驹、留声机,他们都是在优渥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会长成寄生虫、会抢劫老百姓。这太可怕了!”
儿子谢尔盖回忆说:“父亲开始早起,自己收拾屋子、锯木、打水,还学会了做鞋。他不再喝葡萄酒,成了个素食主义者,但妈妈认为,茹素是有害的。”
年轻时,他周游欧洲,酷爱音乐,但他身为音乐家的儿子谢尔盖回忆道,托翁晚年对年轻时倾慕的作曲家开始厌恶,认为瓦格纳和贝多芬的音乐是对民间音乐的歪曲,甚至认为“音乐的衰落始于贝多芬”。
“我们住在一起,但两心向远……”
托翁在晚年这样感叹夫妻生活。很多人将他的离家出走归罪到他的妻子索菲娅身上。
从这对夫妇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如何从甜蜜走向矛盾的。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了,每天我都对自己说,现在就说出来吧,但没有勇气,只能离开……我无法与您维系普通的、良好的朋友关系,我无法离开,也不敢留下。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您告诉我,您愿意当我的妻子吗?”托尔斯泰给17岁的索菲娅写下了这封情书,10天后,他们结婚了。
最初的生活很美好,“午饭后我躺下休息,她在写东西。难以置信的幸福。她是难以想像的纯洁和美丽。”
但托尔斯泰从不避孕。17年间,索菲娅为他生了13个孩子,其中4个早夭,他们最宠爱的伊万不到7岁时也重病不治。索菲娅一直忙于照顾孩子,协助丈夫的工作,单是《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就誊写了6遍之多。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博物馆,记者见到了托翁《安娜·卡列尼娜》手稿的第一页,字很小,很潦草,改动相当多,旁人根本无法辨清。小说写成后,托翁感念爱妻的辛劳,送她一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并将戒指命名为“安娜·卡列尼娜”。
但索菲娅在日记中哀叹:“我很累,怀孕让我变得愚笨,经常失眠。”
70年代后期,由于托尔斯泰内心的变化,两人的隔阂日深,“地狱”、“痛苦”之类的词开始经常出现在夫妻二人的日记中。
正如谢尔盖回忆的,父亲跟母亲经常进行气氛很凝重的谈话,母亲指责父亲不关心庄园事务,完全不挣钱养家。
索菲娅承认自己想过离家出走,“我们越来越像清教徒一样生活了,过去的时光要美好得多……”
托尔斯泰不仅对妻子,对子女也挑剔起来:“我很痛苦。不能说话,他们都不明白,只有我一个清醒的人生活在其他糊涂人当中。谢尔盖愚昧得可怕,他的智慧似乎被阉割掉了,跟他妈妈一样……”
索菲娅则开始由爱生妒,开始怨恨托尔斯泰的遗嘱执行人、出版商切尔特科夫,不只是因为“他从我这里夺走了丈夫的心和爱,从孩子和孙子嘴里夺走了面包”,因为托尔斯泰给她看过年轻时的日记,里边曾透露过他曾若干次爱上过男人,她认定他们“私下互写情书”,于是检查托翁的书信,要求托翁不能与切氏互吻,托翁很愤怒,大吼起来,让她滚蛋。
索菲娅担心家中开销,坚决反对丈夫放弃作品版权,他们为此争吵了10年。他家的朋友、钢琴师戈尔登维泽回忆说,索菲娅害怕切尔特科夫视她为精神病,剥夺她出版托翁著作及日记的权利,而托翁担心的是“在她众多不可理喻的想法中,有一个是将我认定为智力低下,令我的遗嘱失效”。
至于托翁出走的原因,他对妻子的感情,可以从他出走3天后给索菲娅写的最后一封信中窥见端倪:“不要以为我离开你是不爱你了,我爱你……但我觉得我们余生的日子比过去共度的岁月更值得珍视,我想好好去过……”
还是高尔基说了句公道话:“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一位。做他唯一亲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他的家庭主妇,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而繁重的任务。”
海伦·米勒因在描写托翁晚年生活的电影《最后一站》中饰演索菲娅而获得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她的得奖感言竟然是:“我想托尔斯泰或许会对这一切感到不解甚至不满,但是他的妻子索菲娅一定会欣喜若狂,我的感受就跟索菲娅一样。”
寂寞身后名
今年是托翁去世一百周年,全球都在举行纪念活动,但在他的祖国俄罗斯,规模并不大,记者觉得奇怪,便向俄罗斯朋友请教。他说:“你想想看,如果托尔斯泰活到现在,他严厉批评东正教会、又主张废除国家,认为所有的爱国主义表现都是不道德的,这样的人政府和教会能喜欢吗?”
的确,托翁著作畅销全球,从其著作的印数来看,他是最受外国出版商和读者青睐的俄罗斯作家,其次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他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都数度被搬上屏幕,长盛不衰,《复活》更是在作家生前,即1909年就在英国被改编成默片电影。然而,他似乎从来都不是历届政府喜欢的文人。
沙皇政府对他又怕又恨,在他去世后甚至拒绝开行从莫斯科至图拉的列车,导致除作家布留索夫和画家老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外,文化界人士都没法出席托翁的葬礼。
虽然列宁尊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但事实上,由于他与圣雄甘地一样,是暴力革命的反对者,因而并不受斯大林认同。苏联政府只承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但却认为他是个失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托翁全集中的宗教卷也迟迟未能付梓。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高喊应当将托翁“逐下时代的列车”,托翁的爱女亚历山德拉曾屡次被莫明其妙地抓进狱中,不得不流亡美国……
在如今的俄罗斯,托尔斯泰也没有被奉为国宝级的作家。在20日当天各地的悼念仪式上,没有一位副部长级的高官出席。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都以最热情洋溢的语言向当天年满85岁生日的芭蕾演员迈娅送去生日祝福,但除几个著名的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外,政界及文艺界人士都集体失语。
托翁天才的崇拜者、曾担任过俄总理的斯捷帕申日前曾致信东正教会,希望能够恢复托尔斯泰的教籍。教会以“结论已下,无法更改”为由婉拒,但后者总算在书面回函中表示“敬重托尔斯泰伟大的文艺天赋”。
其实,托翁似乎在生前就早已看淡了这些虚名。他的朋友古谢夫在《与托尔斯泰在一起的两年》中这样写道,与那些字迹工整、语法严谨的高官、文化名人的来信相比,托翁更喜欢收到农民、工人写来的潦草、语法错误随处可见的信,更喜欢与普通人而非名人、记者交往……
他的坟上没有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生于俄罗斯图拉的一个伯爵家庭,年幼时便父母双亡。他肄业于喀山大学,参加过克里木战争,游历过欧洲,后来迎娶宫廷医师之女索菲娅,常年居住于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因《童年》《青年》《青春》三部曲开始出征俄文坛,代表作有《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是俄罗斯享誉全球的文学大师。
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途中罹患肺炎,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遗体遵其意愿安葬在他居住了50年的庄园里,坟上没有墓碑和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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