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怎样当上大学老师? 胡适破格聘任

　　沈从文是怎样当上大学老师的

　　1925年9月，沈从文前往松树胡同七号拜访徐志摩。此前，沈从文因喜欢徐志摩的散文，通过信。这次见面相谈，二人结为好友。同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在当天发表的《我为什么来办　我想怎么办》一文中，徐志摩将沈从文与胡适、闻一多、郁达夫等人一起列为约稿作者。

　　1929年，沈从文虽然已经称得上一个名作家了，出版了许多作品，但光靠稿费很难维持生活，再加上出版商拖欠，使沈从文一家人常常处于困境。沈从文曾与别人一起办《红黑》与《人间》月刊，但不久即因经营不善、资金不足，不得不停刊。沈从文处境艰难，“没有伙食，一家人并一个久病在床的母亲也饿了一餐”。

　　在当时的环境下，想当“自由撰稿人”或者“职业作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沈从文非常清楚，他自己就有这样的文字:“当时还少有人听说做‘职业作家’，即鲁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维持生活。记得郁达夫在北大和师大教书，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还算是幸运。”

　　他也可以像郁达夫那样在大学里教书吗？这是沈从文从来没有想过的。在他看来，自己一个小学毕业的学生，怎么有资格在大学里教书呢。相反，他多次强烈地希望自己到大学里当一名学生，好好地进修。

　　徐志摩却一直有意为沈从文在大学里谋个教职，以解决沈的生活问题。在徐志摩眼中，沈从文有能力当好一名大学老师。这次，徐志摩见到自己的朋友又陷入生活的困境当中，马上向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写信，力荐沈从文到大学当老师。接着，沈从文本人也写信给胡适，表明自己的意愿:

　　适之先生:

　　昨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耳。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实为幸事。事情在学校方面无问题以后，从文想即过吴凇租屋，因此间住于家母病人极不宜，且贵，眼前两月即感束手也。

　　专上敬颂教安。

　　沈从文上当时的社会，大学生虽然还少，但从沈从文刚来北京时他亲戚所说的话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大学生们的处境。他的亲戚这样说:“嗐，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

　　到大学教书，是许多大学毕业生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想到大学当教师，显然有许多资格门槛卡着沈从文。光是小学毕业这一条，就够沈从文受了。

　　不过，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这使沈从文有一线希望。这年8月，中国公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破格延聘沈从文为国文系讲师。

　　胡适之所以聘任沈从文，一方面虽然是看在徐志摩的面子上，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家，胡适正试图突破大学中文系呆滞的教学模式，他希望借沈从文的创作能力为中国公学中文系注入新鲜血液。这种思路可以从胡适后来在1934年2月14日的一篇日记中得到反映:

　　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汛、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沈从文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主要课程是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后来，沈从文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的确，虽有教育部的特别规定，虽有胡适在教育界的地位，但无论如何，让沈从文当大学老师，是一种特别大胆的尝试，而事后的实践证明，沈从文没有辜负胡适的尝试，在大学教学中作出了许多突破，培养了许多人才。

　　对于沈从文个人而言，进大学教书显然不只是解决了生计问题，影响更深远的是他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拓宽了各种新题材的尝试，对国家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49年，沈从文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回顾往事，称:“二十五年前我来这个大城中想读点书，结果用文字写成的好书，我读得并不多，所阅览的依旧是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现在又派到我来教书了。说真话，若书本只限于用文字写成的一种，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因国家人材即再缺少，也不宜于让一个不学之人，用文字以外写成的书来胡说八道。然而到这里来我倒并不为亵渎学术而难受。因为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适之先生。民十八年左右，他在中国公学作校长时，就给了我这种难得的机会。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

　　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