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卧室约见的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和竺可桢

　　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这三位科学家，他们既是“中国科学界的标杆”，又是三位红色科学家。其中，李四光、钱学森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竺可桢则是沧桑鼎革之际毅然留下来的。随后，他们都担任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领导工作，生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多次接见。

　　新中国两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对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这三位科学家十分关切。尤其是李四光，他所从事的工作是石油勘探、制造原子弹的铀矿石的勘探、地震预报等，毛泽东称他为“李四老”，还曾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豫剧《朝阳沟》。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和李四光单独谈话，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天体、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的起源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他还说自己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四光找几本书给他，并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当时，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毛泽东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以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毛泽东。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和精力，李四光非常仔细地整理了一份资料，其中融合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以及自己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李四光一连写了7本书。李四光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对，然后呈送给毛泽东。这就是197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一书，它也是李四光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钱学森是新中国的“两弹元勋”之一。他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第一贵宾”。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毛泽东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特别安排钱学森和自己坐在一起。毛泽东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十分感兴趣，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抱病从北京飞到湖南长沙向病中的毛泽东请示工作，当时周恩来递交给毛泽东一份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钱学森后来回忆自己和毛泽东的交往时说：“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3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4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

　　至于竺可桢，就在1964年毛泽东在卧室约见他的前一年，1963年第5期的《人民画报》封面上，便是一幅竺可桢翻阅地图的大照片。《人民画报》封面刊登大幅的人物照片，又是一位老科学家，这在当年是非同寻常的。

　　无疑，三位科学家的业绩，是中国石油、国防、农业等事业的集中体现，而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又正是新中国两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毛泽东选定他们并与之会见和会谈，显然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竺可桢提出农业生产建议毛泽东阅后激动不已

　　这三位科学家，李四光生于1889年，竺可桢生于1890年，两位都是老科学家，钱学森则生于1911年，是后起之秀的科学家。

　　他们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特别是李四光、竺可桢两位。李四光曾是“现代评论派”的一位成员，竺可桢曾是厌恶党派政治的纯粹学者和教育家。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主要起作用的，是曾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和“科学救国”思潮，以及传统的“贤人政治”，等等。当然，他们也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抗战胜利不久，周恩来主持中共南方局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竺可桢，监事长是李四光。1947年，竺可桢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学潮迭起，“于子三事件”更把浙江大学推到了“东南民主堡垒”的风口浪尖。当时，李四光也正在杭州养病，他曾表态支持学生运动的正义性。

　　这三位科学家，也都是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集团成员。当年，竺可桢还与吴有训、陶孟和等，致函赵元任、赵忠尧、李方桂、张香桐……动员他们回国，钱学森则是当时众多回国的科学家之一。此后，李四光率先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学森是翌年加入的，竺可桢则是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作为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19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3卷扉页上表示说，这本书的出版是献给李四光和竺可桢的，由此可见其声誉了。

　　1963年1月16日，竺可桢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阐述了科研工作如何支援农业生产的意见。会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在当年8月利用休假时间，撰写了题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气温、降雨量和太阳辐射3个气象要素的特点，指出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建议。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的内部刊物上阅读了这篇文章后，激动不已，遂拟约见竺可桢，以及李四光和钱学森这三位科学家。

　　这就有了1964年毛泽东在卧室中约见三位科学家一事。之所以是在卧室里约见，是因为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都已是共产党员，也就不必拘束，进而可以畅所欲言了。同时，毛泽东在床上与科学家畅谈，也是他自称其身上固有的“猴气”使然。毛泽东曾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猴气”，在生活上可以理解为厌恶和极力挣脱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的习性，表现为随性和浪漫等。比如这次约见，四位主客，毛泽东是1893年出生的，较李四光、竺可桢都要小，按常理他应该取恭敬之状才是，然而，毛泽东这次却是纵情而谈。也就在这次约见中，毛泽东毫无拘束地向三位科学家了解并与之讨论了一些科学问题，也对三位科学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他热忱希望三位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和毛泽东分工管天的科学家

　　1964年2月6日下午，三位科学家被先后邀请到中南海丰泽园。在毛泽东的卧室里，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事后，三位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对这次接见有过一些回忆。

　　关于这次接见，李四光曾对他的女儿李林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钱学森还写了回忆文章，他谈了“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等等。

　　他们3人中，只有竺可桢留下了宝贵的当天的日记。他写道：

　　“1964年2月6日，下午1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摆满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3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一文，并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还要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就大家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提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谈到仲揆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3点告别。”

　　翌日，竺可桢又在日记中记载了与毛泽东前日约见有关的内容：

　　“7日，裴副院长(即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来谈，询昨日下午毛主席谈话情况。我告以经过情形，但我耳不明、且记忆太坏，所以未必全能记得。昨天所讲可以看出：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次则关于反导弹问题，并盼能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其事。”

　　“昨天和毛主席谈后，今日写了封信给他老人家，并送他《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因他老人家昨天曾问：‘你们有什么著作？’交与沈文雄(竺可桢的秘书)由院送去。”

　　有的文章还更详细地叙述了当时毛泽东和竺可桢的对话，即毛泽东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则回答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又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文/散木)

　　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