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大众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群众文化

　　普通人生命经验的鲜活表达

　　辽宁日报：周教授，您好！今天想跟您聊聊群众文化这个话题。您是研究大众文化的专家，对很多大众文化现象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当下，群众文化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国家文化建设对群众文化的大力扶持，还是群众文化自身焕发出的活力，都表明群众文化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到群众文化，大家会首先把它与大众文化联系起来。前一段时间，本报就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请专家学者写了一些文章专门探讨，您是如何看待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

　　周志强：我谈不上专家，就是对大众文化方面的问题感兴趣而已。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大众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群众文化。群众文化大多指的是自组织的、自娱乐的、自主体的──也就是说，自发组织，娱乐自己，自我参与。大众文化一般指的是现代都市中借助于大众传媒制作和消费的文化。大众文化的制作者和消费者，是脱离的，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大众文化是他人为我们制作的文化；而群众文化强调的，则是群众自己为自己组织生产的文化。这一点是两者根本上的不同。

　　辽宁日报：您讲的是群众文化的自发性问题，群众文化的自发组织这一点说明它是源于人自身的文化需要，而人们对大众文化的需要则是被制造出来的。那您认为，群众文化在当下有哪些不同的特性？

　　周志强：今天，群众文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延续自身传统的存在方式，比如，山东的谷子秧歌、东北的二人转；有的则与现代城市结合在一起，比如城市中夜晚跳舞的社区族群；有的则直接介入到现代媒介之中，成为群众性的亚文化，比如粉丝文化、网络视频等。

　　理论上讲，群众文化最为鲜明的特色就在于它活泼的文化形式、生动的情感内涵与日常生活意义的鲜明表达。德国的哲学家本雅明曾经提出，现代社会的一种“代价”就是经验的流失。在今天，随着大众媒介文化的蓬勃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陷入全球化的、共同性的体验和情感的表达之中，而地方性的、私人化的经验，则被共同性的文化湮没。从这个层面上说，群众文化正是“鲜活经验”的一种记忆形式，是对抗现代性社会经验流失的一种很好的文化形式。

　　与之相对，大众文化则更多倾向于表达集体性的、粗线条的经验，甚至是对真实的生命经验的一种简化和遮蔽。

　　辽宁日报：这个问题很深刻，也有很大的启发性和阐释的空间。是否可以这样说，群众文化的“鲜活经验”是指人原初的，鲜活、细腻、生动的生命经验，在当下，它是对全球化的大众文化的一种反拨和对抗？

　　周志强：在今天，“群众文化”之所以要大力提倡，或者说之所以可贵，乃是因为在大众文化笼罩我们的生活并制造我们的感觉的时代，群众文化可以把人们从这种笼罩中，多多少少地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就是在群众文化中，普通人可以使用其鲜活的生命经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用体验的方式来实现其群众文化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它对个人生存情感和生活体验的直接的、自我的创造。在这里，不妨这样说，大众文化总是存在一种“规训”的力量。在大众文化的领域中，“大众”是一种暗中驯服的、常常不免失去了个性的族群。为了利润的要求，为了扩大受众群体——也就相应扩大了消费的群体，大众文化产品常采用垄断的信息方式来轰炸大众，改造他们的阅读口味，从而变成特定文化趣味和商品趣味的俘虏。比如，苹果这个品牌，我们购买这个品牌，到底我们需要它呢，还是大量的苹果对于“档次”的叙事，制造了我们对它的需要？相对而言，群众文化则可以较多地对这种文化规训进行抵制。街头的舞蹈与网络上面的恶搞，都可以说是这种抵抗和戏谑的体现。

　　辽宁日报：您认为，当下群众文化的生成或者说它的发展变化，有哪些外在和内在的条件？或者说，有哪些因素在推动着它的不断变化？

　　周志强：我想，群众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这样几个条件：首先，要有较为成形

　　的文化传统或艺术传承。当我去新疆乌鲁木齐的时候，看到广场上的人们自发演唱秦腔、围成圈子跳维吾尔族舞蹈，无形中我被这种热闹的气氛所感染。同时，也深深感到这个地区有着不同的艺术文化传统，唱歌跳舞的文化传统对当地的群众文化发展具有主导性意义。

　　其次，群众文化的发展，要依靠较好的社区环境和社区爱好者的组织。很多地方群众文化的发达，乃是因为有了居住者成分复杂的社区，有一帮组织能力突出的、比较得力的爱好者。

　　再次，群众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还要依靠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支持或者扶持。很多时候，城市中有了公园绿地，才会养育群众文化活动——这样，这些活动才能不扰民，才能尽情自娱自乐。

　　在今天，群众文化的发展，背后也有比较吊诡的原因。比如，媒体娱乐文化的单一化、傻乐化，常常不能满足人们娱乐审美的要求，也会促成街头娱乐、社区娱乐的群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

　　在我看来，目前社会中的群众文化也存在着庸俗化和反智主义的问题。在文化娱乐日益发达的今天，缺少智力含量的群众文化形式常常会慢慢失去参与者，最终慢慢消亡。

　　辽宁日报：傻乐化、庸俗化、反智主义是您批判一些大众文化现象的主要着眼点。大众文化单一的娱乐化倾向，的确常常忽视人们心底最感性而细腻的精神活动需要。群众文化也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吗？您认为这些问题是源自于大众娱乐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吗？还是群众文化自身的问题？群众文化既然源自于民间文化发展的自身需要，它是否能自动涤荡掉这些外在的不利发展因素？

　　周志强：事实上，群众文化的形态本来没什么庸俗和高雅的问题。比如，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多年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品格和形态，无所谓通俗与否。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群众文化却受到商品社会功利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娱乐文化的傻乐主义倾向的引导，也呈现出反智主义的、庸俗化的一面。广义地说，麻将赌博、歌厅娱乐或者网络恶搞，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就政府而言，对于群众文化应该暗中去进行引导，甚至可以有效组织，将本地的艺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引入到群众文化中来，使之提升自己的智力指数。

　　群众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显得经验鲜活，但是，却不够细腻。群众文化一方面可能会成为傻乐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另一方面，它对个人生命经验直接呈现的这个特点，又让这种文化不使用细腻的方式来征服别人，或者使用快乐来迷醉大家。群众文化的生活气息，反而使之总是沉浸在踏踏实实的现实层面，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娱乐的一种方式。

　　在这里，我想，中国的群众文化应该向一种较多个人生活色彩的丰富多样的“社区性质的群众文化”转型。社区，是人们生活的空间，是人们强化人际交往与情感交往的重要区域。现代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围坐在电视机旁，而不是围坐在一起聊天、说话、唱歌。而群众活动，却可以让人们面对面交往，克服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冷漠感。

　　辽宁日报：那您认为，政府对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扶持，应该从哪些层面入手才会有效？具体应采取哪类措施？

　　周志强：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应该积极为质量高、水平高的群众文化娱乐提供方便，提供场地，提供支持。比如，开辟公园戏曲园地、图书馆市民讲堂、社区演出场地等。也应该鼓励电视台、报刊对质量好的群众文化进行报道和宣传。总之，一方面要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要支持和扶持。

　　辽宁日报：确实如此，群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和相关文化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扶持，尤其是文化上的建设和引导尤为重要。这需要与社会公益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紧密结合。最后想跟您谈谈关于广场文化，您刚才也提到在新疆感受广场群众文化的经历，在中国，广场文化是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产物。您认为，广场文化与群众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广场文化对群众文化将产生什么影响？

　　周志强：前面也提到，今天的群众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城市街头、广场的文化形式。在这里，广场所养育的群众文化，乃是一种公开的、多向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文化形式。相对而言，广场的观看者和生产者，积极交流，热情呼应，构成了群众文化最有魅力的方面——民间狂欢。

　　辽宁日报：真的很受启发，谢谢您周教授！

　　周志强，男，1969年出生，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写作协会副秘书长，《语文报·大学语文专版》执行主编，《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明道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从事文艺美学、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汉语形象中的现代人自我》、《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等专著5部，发表各类论文、时评百余篇。

　　□周志强／本报特约记者／牛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