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任弼时:大量接触进步书刊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爷爷任弼时

　　我的爷爷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因彻夜工作，患脑溢血病逝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虽然我没有见过爷爷，但我和我的妹妹任继南经常从奶奶陈琮英给我们讲的故事里，得知了许许多多关于爷爷的事迹，奶奶早年就跟随爷爷一起参加革命，又和我们一起生活了36年。奶奶给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爷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故事。

　　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为了在国内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积极创办新思想文学刊物。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址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即上海外国语学社。该校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杨明斋负责，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担任秘书。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曾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其实，这只是以公开办学形式作为掩护，学员主要由革命团体和进步人士推荐。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重要活动地点，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干部的学校。虽然学社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刘少奇、我的爷爷任弼时、罗觉(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等众多革命前辈早在留苏前夕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外国语学社的校舍，系一幢两楼两底的典型石库门房屋。当时，楼上朝东的亭子间为俞秀松卧室，朝西的亭子间为杨明斋卧室；楼下是外国语学社教室。学员们每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仅五元六角，经常五人包四人的饭分着吃，省下一份饭钱用于买书报等。在外国语学社的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夫人)及后来聘的王元龄；教日文的是李达；教法文的是李汉俊；教英文的是袁振英。刘少奇、萧劲光及爷爷任弼时等都被安排在俄文班。据曹靖华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学员多时达五六十人，一般上半天课、休息半天或做工。大家还经常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并在每周参加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

　　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聚集到外国语学社，他们怀着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理想，为打破外国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剥削，节衣缩食、不畏艰难，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外国语学社也为前来上海的革命青年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学习环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和外语(主要是俄语)，并在革命实践中考察和挑选其中的优秀人才到俄国进一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输送精锐骨干。我的爷爷任弼时等二十多名学员就是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第一批团员。

　　在上海学习的这段日子里，爷爷任弼时大量接触《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断思考和探索着为中华大众寻求真理，寻找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当得知爷爷要去苏联学习时，远在湖南老家的曾祖父任裕道，时刻挂念着在上海的任弼时，托人带来家信，劝他留在上海谋事，以便从长计议。此时此刻，爷爷任弼时内心百感交集。究竟是赴苏寻求自己的理想，还是留在父母身边尽忠尽孝？他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但是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他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赴苏留学。并书写家书一封，宽慰年长的父亲，说出了他心中的远大志向:

　　……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人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是成功……

　　在信中，爷爷任弼时还百般嘱咐，请曾祖父设法帮助陈琮英读书学习，提高文化水平。

　　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二十余名外国语学社学员，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5月中旬，17岁的任弼时，与萧劲光、任作民等11人共同登上了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赴苏留学。他们一行，为了避开众人耳目，化装出发。爷爷任弼时装扮成理发师，萧劲光化装成裁缝。大家都不顾辛苦，乘风破浪，向社会主义的苏俄进发。上海外国语学社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为我们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任继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