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冯国璋：辅佐袁氏编练新军

　　辛亥革命前的冯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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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冯国璋1917年8月1日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职务，1919年12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0岁。他是中国现代军事创始人之一，是现代军事理论家、教育家，是民国成立以后维护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包括反袁称帝和反张勋复辟的重要功臣。本文摘自《纵横》2010年第12期，作者：冯容等。

　　去年(2009年)是祖父逝世90周年。河北省河间市市委、市政府于2007年已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位于祖籍河间市西诗经村的祖父国葬墓部分修复重建，并于2009年举行公祭。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在经济上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文史领域也呈现出崭新局面，对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问题的研究秉持客观态度，还历史以原貌。这就促使我们萌发了将祖父的一些生前往事写下来的想法。通过追忆家中长辈的亲口描述，除了对有关史料进行一些必要的澄清、更正和补缺外，也可使世人对祖父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理念和他本人的人格特点有一个较真切的了解和认识。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刚范先生(笔名公孙訇)曾对祖父的一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著有《冯国璋年谱》一书(以下简称《年谱》)。刘刚范研究员曾对我们说：“冯老先生之功绩，主要有三点：一、他是中国现代军事创始人之一，是现代军事理论家、教育家；二、他是民国成立以后维护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包括反袁称帝和反张勋复辟的重要功臣；三、在总统任内，他反对段祺瑞打内战以武力统一中国，是主张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刘先生对祖父的这三点评价是贴切而中肯的。

　　家境贫寒辍学从戎

　　祖父于1871年至1875年期间在老家河间毛公书院读书，毕业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1881年入保定莲池学院读书，次年因家贫而辍学，1884年去天津大沽口投笔从戎。“爷爷从小就爱念书，在毛公书院上学时，成绩就特别的好，后来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才去当了兵，开始就是当一名伙夫。”这是我们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对祖父幼年时家境与经历的最初印象。因为在军中能吃苦耐劳并且有文化，随后被推举进了北洋武备学堂。在学堂放假期间，回河间参加乡试，考中秀才。后又返回武备学堂继续攻读步兵科，1890年祖父因毕业考试成绩优秀被留在学堂当了教员。

　　父亲说：“爷爷很钦佩聂军门(聂士成将军)，后来就投到了他的队伍里。聂将军因战功卓著，曾被清朝赐封为‘巴图鲁’。爷爷忠于职守，很受聂军门看重。”在此期间，祖父被认为是“武校文生”，曾随聂将军多次到东北三省边境地区考察并帮助绘制地图和注说，祖父任劳任怨，协助聂将军编著了《东游纪程》。致使清军对辽东地区之地形地物了如指掌，并使聂将军日后在东北地区指挥抗击日军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为此祖父亦被聂将军所器重。

　　朝鲜兵败小马渡江

　　1894年6月祖父随聂将军入朝鲜御日，当时的清政府并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是为入侵中国做准备，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武器落后，且寡不敌众，加上清军主帅叶志超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祖父亦作战勇猛，淮军在装备先进的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前毫无抵抗之力，血战中的聂将军不得不带着祖父和士兵们节节败退。这是被打着跑、跑着打的一场惨烈战争。

　　据《年谱》记载：当时“冯国璋与其护兵阎升以一匹马强渡过江”。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听父亲和其他亲人说：“有一年爷爷随聂军门去朝鲜打仗。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军战败了，爷爷只得跟着往回跑。爷爷和他的卫兵阎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鸭绿江边，正愁着没法过河，忽然从小树林里斜着跑过来一匹灰黄色的小高丽马，这可救了两个人的命了。爷爷和阎升拽着马尾巴过了河。这匹马是匹母马，从此成了咱家的功臣，以后就有专人照看起来。小高丽马后来又生下一匹小马。”老马死后这匹小马也受到了特殊关照———我的伯父和兄长们常去看它并备加呵护。父亲说：“马通人性，有一天，照看小马的人来见你三大爹(我们的三伯父冯家遇，字叔安)，说小马不好好吃食，好像是病了。三大爹即去看它，拍了拍它说：‘这老东西，还没死呐。’看了一会就走了。三大爹刚一进屋，看马的人就又来报说：‘小马躺下了，什么料也不吃了。’三大爹赶紧说：‘知道了。’又赶紧到马棚，蹲在地上拍着小马说：‘老家伙，你怎么听不懂玩笑话啊，我跟你说笑话哪。’说着，自己下手用精饲料掺着青草，亲自喂小马。小马吃了几口，忽地一下就站起来了。三大爹又抚慰了几句后才离开，小马才好转起来。”

　　父亲接着说：“两个人过了河，又渴又饿又累，走到一个山脚下见到一个小和尚，二人就向小和尚要水要斋饭，小和尚问明爷爷的姓名后说：‘施主请随我上山，我家师父叫我在这里等着您呢。’两个人既感谢又奇怪地跟着上了山，住在了庙里。老和尚和爷爷在谈话时说：‘将来你贵不可言，以后有事我会去找你……’在庙里休息了几天，谢了老和尚，爷爷就回到了聂军门的部队。”———这应该是1895年10月的事。

　　20多年后，即民国六年(1917年)时，祖父已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职。父亲回忆说：“有一天在总统府(现中南海)有人来报：‘有一个东北出家人求见’，爷爷一时想不起来，后来来人说起在东三省一个庙里接待过爷爷时才想起来，赶紧说请。爷爷见了老和尚非常高兴，一面款待，一面留宿。老和尚说：‘我来找你，是有一件事要托付你，我们东北将要有大难，我把我们寺里的镇寺之宝拿来了，请你收下帮助保管，怕大难来了毁了。我这镇寺之宝是四个玉碗和一个玉瓶。’老和尚说着拿出来给爷爷看。爷爷想了想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来趟不容易，但这是你们镇寺之宝我不能全收下，我收下你四个玉碗替你保管，那玉瓶你还是带走，将来咱还有见面的机会。’老和尚住了几天就带着玉瓶走了，此后没有再来。”父亲估计老和尚所说的东北大难可能是指日军阴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事，并说那四个玉碗一直由我们的大姑(冯家逊)保管着。“文化大革命”中，大姑遭受迫害被迫自杀，这四个玉碗从此不知去向。

　　按老一辈的说法，清朝末年时，祖父回到聂士成将军部队，随聂将军扼守摩天岭三个月。在此期间，祖父随聂将军一起对日军打过一次胜仗。记得父亲回忆说：“甲午战争虽然是打败了，但也有一次爷爷跟着聂将军以拼死、背水一战的决心，带着队伍把日军包围住，打了一个胜仗。”当时在摩天岭、聂将军带领的军队是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对敌作战。祖父利用所学军事知识，建议聂将军在多处插立清军旗帜，布下兵众将广的疑阵迷惑日军，又在关键处设重兵截击敌人，这是对兵法上的“虚实并举”、“声东击西”战术的运用，最后等到了援军打败了日寇。这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是唯一的一支战胜日军的队伍、为此聂将军立下了战功，祖父亦功不可没。经过甲午之战，祖父已成为聂将军的心腹爱将。

　　然而，当时对日作战的失败形势已是不可逆转了。在辽东半岛失守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月末，祖父随聂将军驻守山海关。这时祖父因对日作战勇敢有功，已从五品提升为聂军军械局督办。

　　祖父曾两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祖父作为武官随裕庚出使日本考察军事。父亲这样告诉我们：“裕庚是爷爷在武备学堂的老师，很器重爷爷。爷爷在日本大开眼界，认识了几位日本的军事人才，向他们学习。还考察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及训练方法和理论。回来后整理出版了好几本兵书。”

　　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战败的教训使祖父早有改练新军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别注意考察现代军事。日本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术等，都是他考察、学习的目标。我父亲曾经提到：“爷爷对裕庚说：‘如今是洋枪洋炮时代，大刀长矛怎么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败仗。学生以为中国必须练新军，都得变，不变则亡……’裕庚很同意爷爷的想法，说朝廷里现在也有人有这个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祖父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赴日再次考察军事。通过两次考察，祖父在现代军事科学上的认知都有很大提升。

　　赴日考察后所写的兵书，曾送给聂将军和荫昌(字午楼，当时是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也是祖父的老师，他非常赏识祖父的才干以及祖父写的几本兵书。

　　辅佐袁氏编练新军

　　1896年末，清廷决定任用袁世凯去小站督练新军。祖父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这使得祖父非常动心，但又感苦恼。这是因为祖父虽然很想去小站参练新军，但因聂将军对祖父有知遇之恩，尽管聂将军也很明白编练新军的道理，祖父不忍提出离开的要求。我父亲提到：“后来还是荫昌大人推荐，袁世凯一再向聂将军要人，聂将军才把爷爷送去了小站。临走时，两人是挥泪而别。”

　　到了小站，袁世凯亲切礼貌地接待了祖父。有记载说袁世凯视祖父的几册兵书为“鸿宝也”，并说“学界之子无逾公者”。祖父与袁世凯生于同年，并长袁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擅礼贤下士，不久便对祖父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了祖父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祖父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编了二十三册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凯手下做出了成绩，连德国教练都表示赞赏，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

　　父亲回忆说：“在小站，爷爷真是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当时是请了几个德国的军官做教练，德国人很傲慢，看不起中国军官。他做的不对，爷爷和他讲理，他想动手，被爷爷的士兵摁住，他还把爷爷告到了朝廷，不过最后还是叫他走人了。”

　　对此，一些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当时小站练兵请了几个洋人教官，其中有个德国人叫曼德，此人非常傲慢，也是被其他清朝官员惯坏了。一次他喝多了酒，起晚了，耽误了原定的训练计划，当时祖父和士兵们冒着寒风在操场上等，他迟迟不来，祖父就去找他，他不但不认错，还蛮横地要动粗，被士兵摁住，但没有打他。他却恶人先告状，通过德国公使到朝廷去告祖父。当时的袁世凯也很担心，后来祖父建议让英国记者在报上揭露真相，致使舆论大哗，促使朝廷下决心明确外国教练的职责，并解除了与曼德的合约，赶走了这个傲慢的德国人。通过这件事，袁世凯的威望大增，同时也对祖父更加器重。

　　小站练兵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但开创了我国军事现代化的历程，而且培养了一批军事家和政治家。民国初年，包括总统、总理、总长以及众多军事将领，都是从小站练兵场上走出来的，亦即形成了当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

　　从小站练兵直至1909年袁世凯被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以“患有足疾”为由勒令“开缺回籍养疴”暂时赶出政治舞台为止，祖父一直在袁世凯幕下任职，主要为其主持军事教育。1901年，袁任直隶总督编练常备军，其自任军政司督办，委祖父为教练处总办，并兼“练官营”、“保定将弁学堂”、“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总办等职；1903年袁为清廷练兵处会办大臣，又委祖父出任“军学司正使”等职，祖父在北洋集团中的地位及威望也来源于此。史料上记载祖父“北洋各学堂造就之众至数千人。今之上而统帅，下而校尉，内而部曹，外而幕职，凡北洋出身者，非同学即其门下士也”。

　　小站练兵以后，袁世凯的地位不断上升，祖父亦随之先后担任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督办、练兵处军学司正使、保定北洋陆军师范学堂督办和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等要职，同时还受到了清廷多次嘉奖。

　　对于袁世凯对自己的赏识、提携、重用，祖父多次表示“受恩深重”。袁世凯无论是在清朝末年，还是民国初年，对祖父一向十分倚重，许多重要事情都是依靠祖父为他完成的。

　　我曾听父亲这样讲过：“你爷爷在贵胄学堂当总办时，上学的都是蒙古和满清的贵族，学堂里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定期听课的都是王公大臣，涛七爷(载涛，溥仪之叔、摄政王载沣的胞弟)他们也去听过课。有些八旗子弟懒得念书，不好好学，别人不敢管，你爷爷不怕，就拿鞭子抽他们。”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