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钓鱼岛归属中国铁证”《海国记》的发现(2)

　　另外还有三点：

　　第一，此次审阅评估的原件是否是钱泳的手抄本，近两年国内对此有所争论。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早在其2006年撰写的《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予徵考”。近一年来，郑伟章先生和蔡根祥教授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郑先生，还把钱泳的其他作品找出来比对，这是非常科学的。郑伟章先生在钱泳的《登楼杂记》抄稿中发现了有关《海国记》所载内容的记述，也注意到彭令所藏《海国记》与《登楼杂记》一样，皆为钱泳经手整理的文字。差别在于，《海国记》原件是钱泳亲笔抄录的，为其真迹；《登楼杂记》原件疑是钱泳之子钱曰祥经手整理其父作品之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此外，我的学术挚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认真鉴定包括《（〈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在内的《记事珠》原件后，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原件，是清代旧东西，钱梅溪(钱泳号梅溪)手稿真迹，当代人是造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为钱泳真迹，完全能够确定下来。

　　第二，沈复在《浮生六记》前四记中，除记录了与妻子、父亲的关系外，还记录了去重庆、四川、陕西、山东、河南等地游玩的过程，这是沈复的朋友石韫玉介绍去的。嘉庆十二年，石韫玉前往北京，经其介绍，沈复也来到北京。《浮生六记》第四记就到此为止，后来的没有了。我们注意到，《海国记》中表明，沈复的琉球之行就是嘉庆十三年开始的，这里面可以看出其中的关系，因此，《浮生六记》第五记的发现，对《浮生六记》本身也甚有价值。前四记的文笔风格与第五记可以作比较，这也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关于《海国记》原件的价值与意义，我是十分看重的。2010年8月11日上午，在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我认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首先是清代书法家钱泳的手稿，艺术价值较高，可比作一块玉；又系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沈复《浮生六记》的佚文，文学价值很高，进而可视为一块美玉；再者能广泛传递、宣传‘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现实意义大，历史价值也高，更进一步谓之当代和氏璧，亦应该不为过。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古籍的文物价值，无法与宋元孤本古籍相提并论；艺术价值，也不可能达到历代顶尖级书法家传世墨迹之地位；“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历史信息，其他文献中亦早有记载。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古代著名书法家手迹、传世经典佚文与“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在一部古籍中三位一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文献，不是经常能被发现的，著名文献学家郑伟章先生见到原件时曾反复说：“不容易看到，大饱眼福了，赏阅前应该沐浴焚香。”我相信，读者也一定能有尽量高看这文献一眼的期望。（傅璇琮）